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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以“工業黨”和“小粉紅”的話語行動為例

吳靖  盧南峰 · 2019-06-16 · 來源:《東方學刊》2019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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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面臨哈貝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問題,工具理性逐漸宰制了政治經濟之外的道德、文化等諸社會領域,走向社會的單一化。對于重建一個多元、寬容和平等的社會共同體而言,通過最廣泛的政治參與凝聚民族政治認同仍然是必須的,文化自省與多樣的政治論爭亦然。

  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以“工業黨”和“小粉紅”的話語行動為例

  作者:吳靖  盧南峰

  第一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第二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畢業生

  前言:理解新社會階層崛起及其話語模式的理論框架

  當代中國活躍的網絡政治生態催生了“公知”“自干五”“小粉紅”等諸多邊界模糊的網絡群體及與之配套的話語體系。近年來,在圍繞《臨高啟明》等網絡小說形成的亞文化中, 在軍事論壇、知乎、觀察者網等言論平臺的知識生產中,在各種涉及科技和產業的自媒體公眾號中,在關于中美貿易戰的公共討論中,甚至在某些影像作品的文化表征里,比如《厲害了,我的國》《大國工匠》《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等等,我們能識別出一支將工科和工程實踐領域的知識方法、生產力和技術至上理念、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立場相結合的網絡話語力量,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和觀察者根據一些活躍的核心人物的自我命名, 將這樣一個崛起的話語群體稱為“工業黨”。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為“工業黨”下了一個暫時的定義,(1)并通過爬梳“工業黨”話語生產主體的生活史,尤其是媒介使用史,勾勒這一思潮從網絡亞文化的邊緣地帶進入并參與建構社會主流輿論的傳播路徑。同時,我們將其歸置到改革開放后的當代思想文化史中,論證這一誕生于21世紀初的思潮同時回應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群體癥候,完成了80年代宏大敘事與90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并在“去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召喚宏大敘事。而這些基本在民間性質言論平臺上完成的知識生產與共識達成活動,代表了中國社會政治階層生成的一種現實模式。與此同時,以“帝吧出征”為主要節點,另外一個被稱為“小粉紅”的網絡文化群體也逐漸出現在研究者和觀察者的視野中。我們也對此進行過跟蹤觀察和經驗研究。(2)在對中國崛起的認同和對中國道路的自信方面,“小粉紅”群體與“工業黨”有著相似之處,但同時兩者又表現出非常不同的話語風格,擁有不同的言論參與平臺、生活方式和世界觀。比如,相對于“工業黨”,“小粉紅”群體更加積極地參與消費文化,更加具有多元文化和全球中產階級的身份特征,因而相較于國際戰略和工業化路徑等議題,他們對日常生活與消費文化中產生的文化政治有著更加濃厚的公共參與興趣。

  在本研究中,我們不是去簡單勾勒和評價仍舊處于變動和復雜張力之中的新興群體的意識形態,而是嘗試以“工業黨”“小粉紅”等群體的崛起為切口,理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在文化與政治公共領域層面的表現。我們認為,這些群體代表了中國社會一種前所未有的、具有一定政治意識和文化自覺的社會階層,并且他們已經借助新的媒介技術和市場制度,找到了相對獨立于傳統話語權力的傳播機制。首先,他們的話語風格、語匯與邏輯體系,相對獨立于學院派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公立學校教育中教條的政治常識,以及政治官僚系統中的文件式話語。他們利用市場化出版、網絡論壇、網絡文學寫作、自媒體、專欄寫作等方式,持續穩定地生產有關國家發展方向、歷史敘事、產業政策、國際政治、意識形態斗爭等宏大敘事層面的內容,并且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共識——包括社會精英共識的生產之中。另外,他們的文化內容生產,仍舊具有同人、社區和公共領域的性質,與市場化的、流水線化的文化工業具有本質的差別。無論是“工業黨”還是“小粉紅”,在生產與傳播各自感興趣的內容時,仍舊主要以趣緣、社區、行業、問題等具有自主性和價值理性的生活世界邏輯來展開,而不是以市場、數據、績效等他律的和工具理性的邏輯來推進。這樣的文化現象,與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所描述的資產階級文學公共領域和政治公共領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7、18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從貴族壟斷的文化場域中逐漸獨立出來,盡量向普通人開放,鼓勵獨立使用自己的理性、與其他人進行坦誠交流,并且還未被大眾文化工業所工具化和結構化。(3)我們對此的興趣和問題意識在于,我們一方面看到了一個韋伯意義上的“成熟的政治民族”在中國特定階層和人群中出現的跡象,另一方面也非常關心他們的未來走向與中國道路、中國的文明規劃以及具有中國視野的世界規劃之間的關系。

  對于具有能動性的歷史主體的產生、行動模式和歷史趨勢的辨識與分析,我們可以借鑒歐洲經典社會理論的問題意識和分析框架。面對歐洲社會現代轉型中新的領導階層如何產生,具有什么樣的行動能力、文化理念和政治風格等問題,歐洲經典社會理論的三大奠基人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分別給出了他們的回應。馬克思寄希望于掌握先進生產工具和具有現代社會第一線的勞動經驗與組織能力的產業工人階級,認為他們在先進政黨的領導下可以完成共產主義的歷史任務,即從社會化大生產的理性組織到最終消滅階級和私有制,達到個體理性與社會理性的辯證統一。對韋伯而言,最初他期待新教倫理與開明的學術思想指導下的工商資產階級成為德國民族國家實現工業化、政治成熟和民族崛起的領導階層,但是后期又指出在工具理性統轄之下的官僚制社會,德國的工商資產階級以及中產階級卻成為自私、平庸、虛弱、胸無大志的群體,無法承擔這樣的歷史責任。這樣的分析也點明了德國社會最終走向強權政治背后的社會文化土壤。而涂爾干的社會學分析語境,是當時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一和現代性社會形態最先鋒的實踐者——法國。啟蒙運動帶來國家文教體系的昌盛,工業革命帶來職業分工的發展和社會富裕水平的提升,持續不斷的政治革命又使得最徹底的共和主義和民主思想成為社會普遍共識。因此,涂爾干所期待的兼具自治理性和公共服務價值觀的社會進步引領者群體,是接受過系統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教育,并且具有行業工作經驗、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歸屬感和自豪感、與公眾進行有效溝通能力的職業群體。

  無獨有偶,汪暉在近期一次訪談中對“五四”運動進行了新的思考,也提到了從社會群體主體性的培養和建構的角度來評估“五四”的意義。他認為“五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是通過思想和文化運動的形式,回應了中國社會轉型的需求,即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人與新的主體性的產生和培育。他指出這場文化運動的載體,除了媒體和報刊,也包括各種社會實踐的社團,比如覺悟社、平民教育社、工讀互助團以及各種各樣的學生團體等等,這些都“為此后的大革命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4)

  本研究希望在經典和當代社會理論的燭照下,理解“工業黨”與“小粉紅”這些新興話語群體的社會歷史內涵和意義。我們認為這些具有內在多樣性的群體出現的共同社會語境,是中國經濟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初中等公共教育的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展、都市中產階級和職業群體形成規模、新媒介技術帶來話語平臺的民主化和多樣化、國民尤其是青年知識群體的國際化視野極大拓展等等。這些新興群體主要在市場化出版業、網絡自媒體和娛樂平臺中進行話語生產,具有基本的現代社會價值觀:平等、自主性、科學理性和實踐理性、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等等。在文章接下來的部分中,我們希望對以“工業黨”和“小粉紅”為代表的新興話語群體的思想體系進行描述,勾勒他們對傳統思想史概念框架的超越,并且比較兩者的文化生產與社會行動策略的異同,分析兩個群體在中國當代思潮光譜中的不同角色、位置和未來變化的可能性,借此理解當代中國不同都市中產階級新主體的生成與分野邏輯。

  “工業黨”知識體系的辨析:超克既定的概念框架

  在理解“工業黨”的基本概念體系及其思想史譜系時,我們無法避免地使用歐洲現代性社會理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概念,如“左/右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等。然而,我們也試圖從中國歷史語境出發,辨析“工業黨”群體的觀念生產對歐洲概念的挪用與轉譯,并且探索我們如何在中國當下的發展語境中超克原有的教條,避免刻舟求劍,本土化地調用、改造和理解這些概念。

  “工業黨”這個自我命名本身預設了理論上的辯敵,這一名詞的發明者王小東將“工業黨”作為區別于“情懷黨”的群體和思潮,前者是具有科學精神與工程思維的工業文明中成長的知識群體,后者則類似于農業文明中只掌握書本知識和形而上學體系的純粹文人。作為概念的“工業黨”本意是通過中性的生產力和技術敘事,熨平思想文化和民間輿論的巨大分歧。王小東認為簡化的“左右之爭”很大程度上是“文科式”的無謂的人文知識話語和意識形態內耗,他覺得理工科的知識和方法天然具有超越意識形態之爭的客觀性和優越性。但實際上,當代思想文化界的分裂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維度,且各個維度相對獨立,靈活組合,形成駁雜交疊的思想光譜。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高歌猛進,全球化與本土性的齟齬愈發凸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問題,又逐步上升為意識形態分野和斗爭的主要維度。由于當代處于“左”和“右”兩端的兩套意識形態理想型,都具有內在的普世價值維度——左翼的國際主義與工人階級的全球團結,和右翼的全球市場與自由民主的“歷史終結”論。而“工業黨”的許多訴求,強調國家內部政治精英的團結與組織性,強調基于本土的經驗和建構獨立的工業與經濟體系,就在觀念上具有了比較明顯的“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的特征。王小東本人自1990年代中后期就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工業黨”話語生產主體大體上也都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立場,并進一步演化為政治經濟上的國家主義主張。盡管“工業黨”深刻地卷入意識形態之爭,卻很難被安放在傳統左右政治光譜的某個位置。“工業黨”偏好集權高效的政治體制,認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模式和有計劃的經濟發展模式,反對金融資本主義和西方普世價值,在中國政治生活語境中與傳統左翼具有親緣性。但其堅決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國家主義主張,亦與“小粉紅”“強國派”“皇漢”等群體一道,被一些學者指認為“當代青年群體中的新右翼思潮”,與2016年后席卷全球的右翼浪潮具有某種“同構性”。(5)王小東則在發明“工業黨”名詞一年后發文指責一些所謂的“工業黨”放棄了理性科學、超越左右的原則,“跳起了極右和極左之間瘋狂的政治搖擺舞”。(6)“工業黨”在左右之維上的面目模糊,或者形象地說呈現出的“左右互搏”的矛盾狀態,折射出當代青年群體政治意識的普遍癥候。在以往對于“川普粉”(7)“小粉紅”(8)等青年群體的研究中,我們也發現了相似的現象。

  這種左右之維上的混雜而模糊的狀態可以找到幾個方面的解釋:一是西方與中國兩種國家處境下的“左右”內涵具有差異性,比如中國的傳統左翼大多具有民族主義的底色,那是因為中國的左翼政黨是作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性力量而走上政治舞臺的,而民族主義在西方語境中基本代表統治精英和保守派的思想;二是隨著“冷戰”的終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左右之爭暫時偃旗息鼓,“左右”所代表的發端于18世紀末的普遍性意識形態已經走向衰落,在全球化時代讓位于新的地區性意識形態;三是20世紀90年代全球和中國兩個層面均經歷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在大約2008年后“重新政治化”的青年群體,在實踐層面上與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左右陣營和理論都產生了相當的隔膜乃至斷裂。他們從互聯網、英文媒體等新渠道獲得的解釋社會與歷史的話語,在表述方式和思維框架上都和傳統的官方意識形態以及學院派話語產生了巨大的區別。其集體意識和集體認同的產生與發展脈絡,需要到二戰以來全球社會結構轉型、新階層產生、新社會運動崛起的復雜過程中去尋找;四是過去人們習以為常的實在主體,都在快速變動的社會尤其是互聯網沖擊下趨于流動,政治經濟文化之間密切關聯的、整全的、成套的意識形態方案成了明日黃花,政治意識逐漸進入分化組合的多元狀態。因此,以傳統左右分野理解今日青年政治立場的分化組合,容易產生“左右互搏”的困惑,而這恰恰是當代青年政治意識的核心特征。將“工業黨”冠以“新左翼”或“新右翼”的名號并加以批判分析,其有效性值得懷疑。左右之維崩解失效也啟示我們思考,是否有超越歐洲理論話語的新政治主體正在生成?

  在左右單維的坐標軸式分析思路在多元化的社會群體和價值體系面前逐漸崩解失效的同時,模塊化的分析方法則為我們理解“工業黨”的思想構成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我們對“工業黨”思潮進行更加細致的分梳,(9)發現“工業黨”具有系統性的世界觀和治國方略,雖然在某些結論方面與傳統意識形態教化有相似之處,但這些觀點主要從他們自身對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與現實邏輯的理解中生產出來,而非從現有理論體系的辨析中推導出來。

  “工業黨”的邏輯起點是技術體系決定人類社會的基本形態,工業化是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工業技術進步與制造業的產品生產是社會進步的根本來源。因此,較之政治參與、公民社會、思想解放等現代價值,工業社會帶來的糧食增長、醫療進步和人均壽命增長等成果才是人類社會根本性的進步。確立了工業化的目標以后,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工業化。作為后發工業化國家,近現代中國并不能通過海外掠奪完成原始積累,加之本身體量龐大,也無法通過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搭便車進入工業社會,因此必須探索一條自力更生的工業化道路,建立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系。在此過程中,蘇聯模式被實踐證明是一個有效的早期工業化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國有化、計劃經濟和重工業優先。在這一模式下,為了實現工業化,尤其是基礎工業的發展,犧牲暫時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是可以接受的。(10)個人價值和自由在歷史車輪面前非常渺小,“血肉之軀無法對抗鋼鐵”,(11)“個人單打獨斗的積極性并沒有太大作用”。(12)大工業體現的是“集體的成果”,人只有以“人口”的面目出現時,才對工業化產生影響。(13)

  在政治領域,既然現代社會進步的根本來源是工業化,那么評判一個政治體制的標準就是能否有效地服務于工業化進程。這條標準既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也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它是超越意識形態的。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二戰后以國防工業為主導的大工業的出現,使得純粹的自由市場成為神話,國家必須在科技規劃、人員組織、制度保障、平臺建設等方面,全面介入社會的工業發展之中。系統論、凱恩斯主義和專家治國模式,相對于蘇聯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中央計劃、黨的領導和國有科研體制,并沒有那么涇渭分明的對立。對于后發國家來說,要想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成功工業化,就更“需要紀律,需要統一指揮,需要犧牲局部效率來提升整體效率”。(14)因此,“工業黨”偏好集中高效的政治體制,對中國而言,革命催生的社會主義體制凝聚起分散的國家力量,從內部為工業化完成了原始積累,從而保衛了新生政權的建設果實,并進一步爭取國際格局中的相對優勢地位。(15)在文化領域,能否有效服務于工業化也是評判的標準。“工業黨”認為要實現工業化,就需要對非工業人口進行“工業啟蒙”,完成思維與物質的協調統一,讓普通民眾接受工業社會的意識,并影響政治決策集團的戰略制定,這也是“工業黨”介入大眾傳媒和公共傳播的目的所在。“工業啟蒙”的核心就是培育人口的科學精神與工程思維。科學精神的要義是“可重復、可檢驗”,而工程思維則是將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的諸多問題都處理成一個可拆解步驟的工程建設問題。“工業黨”斷然拒絕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以及對傳統文化的浪漫化想象,他們認為:“殘存的農業社會根本不再有自己的歷史發展軌跡……它們存在與否只取決于工業化社會的意愿。”(16)“工業黨”反對“情懷黨”,是認為其思維方式本質上仍停留在農業社會的倫理體系,寄希望于通過黨爭和文化政治,而非工業社會的科學體系,去推進社會進步。“工業黨”反對鼓吹“貿易立國”和“金融立國”的“主流經濟學”思想以及其他去工業化的思想,亦不認同高消費而無益于物質積累的高雅文化,還反對各類非生產性的政治正確觀念和身份認同政治,如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少數族裔的平權運動等,因為這些都無益于工業化和技術進步。

  在國際秩序領域,“工業黨”以科學和工業化的“國族價值”對抗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堅決地反對老牌帝國主義打著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的旗號,依托霸權和經濟技術優勢,通過輸出工業制成品,掠奪欠發達國家廉價的人力和資源,并打擊其薄弱的工業基礎,使其永遠處于被殖民狀態。“工業黨”主張以出口工業替代出口工業制成品,乃至探索直接出口工業化進程的模式。(17)出口工業意味著向欠發達國家出口生產設備,而出口工業化進程則意味著幫助欠發達國家建立與工業化相配套的社會制度,包括規劃工業布局、培養工業人才、國民工業啟蒙等。“工業黨”希冀中國成為輸出工業化進程的世界領袖,替代帝國主義掠奪的老路,從而集中起各個民族國家的剩余資源,打破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資源限制。這一模式的持續需要將中國自身工業化的成果和輸出工業化的收益轉化為科技實力,投入開發超級科技和廉價能源。但是,輸出工業化進程到底是一種新型的中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還是具有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精神的團結互助友好傳統?實現工業化的中國與欠發達國家的關系本質是什么?關于這些問題,“工業黨”內部存在著不同乃至互相沖突的觀點。

  對中國社會政治論爭的參與:“工業黨”的“政治自覺”

  費正清說:“偉大的革命很自然地會力圖把他們之前時代的歷史也革命化。”與此類似,“工業黨”也很自然地會力圖把他們之前時代的歷史“工業黨化”。“工業黨”思潮的實質是在工業化至上的邏輯下處理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的歷史與現實問題。盡管“工業黨”以理工科的知識體系自傲,然而歷史敘事——這一傳統上屬于人文社科的知識范疇——卻在“工業黨”話語中占據了核心地位,而這一歷史敘事的核心,就是解決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中毛鄧兩個時代的分歧乃至斷裂問題。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論證了“工業黨”如何揚棄了中國近現代史的兩套主流敘事,即將階級斗爭和革命視為歷史發展主線的革命敘事,與著眼于器物、政制和文化多個層面的現代轉型的現代化敘事。(18)“工業黨”從革命敘事中抽出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實踐和民族主義立場,渲染經濟基礎上的巨大變革,而弱化制度與文化等上層建筑層面的改造,摒棄了工人國家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愿景。與此類似,他們接受了現代化敘事的進步主義訴求,著重強調技術與工業化等器物層面的現代轉型,而較少在意政制與文化層面的現代化發展,更嚴格區分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異同,論證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路徑。

  在這樣的歷史敘事之下,毛、鄧治國方案在意識形態或價值取向層面的斷裂,本質上是兩套工業化方案之間的分歧,毛澤東時代強調自力更生地建立獨立自主的基礎工業體系,而鄧小平時代則積極開放國門積極引進西方技術和產業。兩套工業化方案均是在當時內外環境下發展技術與工業化的有效手段,分別適用于后發工業化國家的內部積累階段和擴大產能市場階段,正如一位訪談對象所言:“冬天穿毛衣,夏天穿短袖,都是按時令穿衣服,冬天的人不能嘲笑夏天的人穿得那么少,夏天的人也不能嘲笑冬天的人穿得那么多。”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著較強的路徑連續性,改革開放時代的工業化有賴于毛澤東時代積累的工業基礎,尤其是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相對高素質的勞動人口。兩套工業化方案雖有分歧,但都適應于自身的歷史現實,至于經濟基礎之外的上層建筑斷裂,則是附庸性的,且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無謂的話語斗爭。由此,“工業黨”以技術和工業化的歷史主線完成了“通兩統”的敘事任務。(19)

  明確了“工業黨”的思想主張后,我們可以對其思想淵源進行分析。辛束將“工業黨” 思潮概括為“生產力和國家贊歌”(20),其兩個關鍵立足點是生產力發展至上和國家至上,這是一個基本符合事實的敏銳判斷。

  “工業黨”思想體系中的第一個核心構件是技術決定論版本的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唯物史觀原理,貫穿當代中國人的整個受教育階段,強有力地決定了“工業黨”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基本認知和方法論,這一點在對多位“工業黨”代表人物中的深度訪談和文本分析中得到了驗證。如一位“工業黨”代表人物在一條網絡評論中說:“工業黨就是技術黨,是一群以堅持生產力水平來決定人類社會形態發展的人的代名詞。工業黨堅持認為先進的社會意識形態應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水平上,因此不斷提升社會整體生產力是人類發展的核心動力。”這一表述與教科書上的唯物史觀基本一致,但也存在差別,“工業黨”在生產力之前又加入了科學技術這一決定要素,隨著技術水準的提升,社會形態將以自然或半自然的方式發生變革,經典唯物史觀中旨在謀求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變革的政治運動與文化改造變得意義不大,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問題也被處理成主要是技術問題或工程問題,國家治理的擔綱者也應是具有科學精神與工程思維的“工業人”。換而言之,“工業黨”的唯物史觀帶有技術決定論的色彩,乃至科學主義的傾向——即將科學及其方法絕對化,并將其應用于所有非科學領域。

  這種技術決定論一方面源于“工業黨”群體理工科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也與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一方面,“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取代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生產力是國家發展與社會治理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隨著“打破大鍋飯”,引入個人競爭激發社會活力,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達到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成為社會各個階層的主流信仰,而能夠接受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工業黨”群體一定意義上就是這場社會競爭中的“優勝者”。因此,“工業黨”及其時代與技術決定論與技術專家治國論有著天然的親和關系。(21)

  “工業黨”思想體系中的另一個核心構件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國家認同。20世紀90年代后的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勃興,在官方、思想文化界和網絡民間三個話語層面上齊頭并進,相互激蕩。表面上,這一勃興是由于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2008年奧運會等一系列國際事件喚醒了近現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歷史記憶,以及中國革命歷程和社會主義建設前期強大的民族主義動員力量——這些歷史記憶和動員力量在80年代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中曾經歷短暫的沉寂。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冷戰”終結后中國主動融入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在程亞文看來,這種挑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全球化對國家主權、國家民族認同的弱化,挑戰了傳統的國家主權原則;另一方面是在中國不斷深化全球性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換的過程中,與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沖突愈發凸顯。(22)

  而進入互聯網時代后,民族主義的載體和動員方式進一步變化,演化出網絡民族主義。最初具有自我意識的“工業黨”群體誕生于軍史BBS,其中代表者集體創作的《大目標》一書通篇洋溢著大國崛起的夢想和對中國道路的肯定,充斥著“選擇一個偉大的國家”式的修辭,但以80后為主體的“工業黨”與之前60后70后一代“憤青”民族主義者和之后90后00后一代的“小粉紅”都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這種通過年齡來劃分的網絡民族主義分期當然存在過分簡化的問題,但一定程度上確實代表了民族主義群體特征的嬗變。他們屬于周永明所謂的“知情的民族主義者”(informed nationalists),即除了強烈的愛國情感外,還兼通網絡與英文,能夠直接接觸西方媒體,對中國歷史和國際秩序有著系統的、基于大國博弈的分析框架。(23)較之“憤青”,他們擁有更好的知識視野,并在成長階段與認知形成的關鍵時期經歷了中國高速崛起的歷史進程,擁有更加堅定的民族自信。較之“小粉紅”,他們則擁有較為完備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前期的歷史知識,感受過“冷戰”終結前后國家之間對抗的歷史情境,對于國際關系的認知更少溫情脈脈的視角,較少受到商業娛樂文化的浸染。

  “工業黨”思想體系的第三個核心構件是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問題上的國家主義方案。國家主義(stat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兩個相當復雜且容易混淆的概念,這里將兩個概念簡化,將民族主義處理為現代民族國家在應對外部挑戰時激發的情感、理念與手段,而將國家主義處理為具有政治集權主義特征的內部治理理念與手段,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存在內外聯動的關系,雖然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來看,民族主義并不一定導致國家主義。許紀霖認為,國家主義強調國家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至高無上的核心地位,從民族主義發展而來,但更加極端和政治化。然而中國的國家主義并非皇權專制主義或現代極權主義的翻版,而是以人民主權論為正當性,通過民主實現威權。(24)“工業黨”不認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與普世價值,試圖尋找不同于西方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國家主義為之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方案。

  當代占據宰制性地位的西方模式之根基是啟蒙思想與英美的現代化實踐,歷史上能夠與之分庭抗禮的歷史經驗其實只有兩套:一套是共產主義方案,另一套則是 19 世紀作為后發工業化國家的德國與日本的國家主義方案。兩者都帶有國家主義的集權特征。對于前者,“工業黨”充分吸收了毛澤東時代工業化方案發展生產力的一面,并與改革開放后的“解放生產力”進行了貫通性的歷史敘述,也吸收了獨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等話語體系并加以工具化的運用。但在“冷戰”終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挫折的歷史情勢下,共產主義方案需要新的歷史資源加以修正,同時中國與19世紀的德日面臨相似的歷史問題,由此后者進入了“工業黨”的視野。“工業黨”早期論戰結集《陳經與愚蠢小豬關于中國經濟的超長篇論戰實錄》與《刷盤子,還是讀書?》都將日本經驗納入視野,普魯士到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崛起之路也頻繁出現在“工業黨”的文本和討論中,如軍史論壇上一系列穿越到德國的網絡小說,以及代鵬《海權與國家力量》(25)等成系統的歷史軍政論述。德國的現代化經驗及挫折深刻地影響了“工業黨”的思想體系,“工業黨”也借德國歷史較為隱蔽地討論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政策與發展道路,而在網絡評論中“工業黨”的國家主義傾向常常被類比于普魯士的鐵血主義。(26)

  “工業黨”的核心目的是探討非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另類可能,可是供其調用的歷史資源——對毛澤東時代工業化方案的認同給它帶來“極左派”的帽子,對國家主義經驗的認同又讓它被攻訐為“新右翼”乃至法西斯主義,這也是“工業黨”在左右政治光譜上面目模糊、形象矛盾的原因之一。張旭東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訪談中曾有這樣的論述:今天中國人在基本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都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即便與毛時代有關系也是經過鄧時代的中介。(27)這一論述同樣適用于“工業黨”,盡管他們調用了多重的歷史和思想資源,但仍深刻地浸染了鄧時代以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為主導的價值取向,受到中國國力上升、繁榮的市場經濟、專業化的管理體系、與世界市場全面接軌等時代背景的深刻影響。鄧時代及其理論決定了“工業黨”的問題意識和政治經濟想象,構成了其思想底色。這一思想底色對話語模式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工業黨”強調用數據、事實、科學與工程原理、嚴密邏輯推理等解決問題導向的論述方式,而質疑和抨擊那種充滿了價值判斷的人文主義思想爭論。

  自為與自在的都市中產階級新主體:“工業黨”與“小粉紅”話語生產模式比較

  在互聯網輿論環境中,“工業黨”與“小粉紅”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較。“小粉紅”群體崛起于2016年“帝吧出征”“南海仲裁案”“趙薇事件”“奧運霍頓事件”“薩德系統事件”等一系列網絡輿論事件,基本立場是自發的愛國主義與對現行體制的捍衛,并表現出90后和00后群體在網絡輿論戰中強大的自我動員與組織能力。由于在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上的相似性,“工業黨”與“小粉紅”常常被批判者捆綁在一起討論。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工業黨’無非是更加理性、更加精致的‘小粉紅’,而‘小粉紅’則是‘工業黨’的幼稚早熟版本,他們中的一部分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會成為‘工業黨’。”(28)但如前文論述,當代青年政治意識呈現出分化組合、成分駁雜的多元狀態,從各自的思想中切割出某一個相似的模塊加以捆綁批判是一種有效的輿論對抗策略,卻不足以論證兩者在實質上的同質性。

  從身份特征與階層歸屬上來看,2016年一系列網絡輿論事件中共青團系統微博成為“小粉紅”群體的聚集地。人民網輿情研究室對“@共青團中央”等三個微博在2016年新增的29.6萬粉絲進行人口學分析,(29)發現年齡在18-24歲的粉絲占比56.2%,性別比例總體平衡(總體男52%女48%,1992-1998年出生粉絲男42%女58%),據此可以得出“小粉紅”群體以90后為主的結論。在該樣本中,一、二線城市粉絲占總量的46.0%,占互動粉絲的61.7%,可以得出“小粉紅”群體具有都市青年特征的初步結論。根據我們以往調查的有限樣本來看,“小粉紅”群體中一定比例的人群接受了高等教育乃至擁有海外經歷,(30)所以批評者對“小粉紅”群體“文化層次較低”與“社會地位低下”的論斷是可質疑的。“小粉紅”整體的階層跨度相當巨大,但從“帝吧出征”中的核心成員表現出對媒體內容比較高的駕馭能力來看,“小粉紅”的話語生產主體或擔綱者符合都市中產階級青年的基本特征。

  關于“工業黨”,沒有如人民網輿情研究室這樣的大樣本分析可供參考。根據我們以往“工業黨”研究的有限樣本來看,在一個擁有141名成員的“實業黨”微信群內,從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人員占據絕大部分,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僅有16名女性,參與日常討論的女性則為個位數。而在互聯網中被視為“工業黨”代表人物或意見領袖的群體幾乎均擁有碩博以上的教育經歷,經濟狀況普遍處于中產階級中上層,年齡段集中于70后和80后。較之“小粉紅”,“工業黨”的身份特征和階層屬性特征更為集中,其話語生產主體可以確定為都市中產階級中上層的中青年男性。

  從階層屬性角度來說,“工業黨”和“小粉紅”的崛起,可視為兩個都市中產階級新主體的涌現。而從思想體系和行動策略來看,兩者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

  在思想體系上,“小粉紅”代表著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產生的國族認同生產與動員機制。一方面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值中國國力高速上升期,基于樸素直觀的情感體驗,對當前國家發展與社會治理模式有著高度的認同;另一方面,他們孕育于商業傳媒環境中的追星亞文化群體,粉絲社群在追星中培育的動員機制和媒介素養,可以直接嫁接到“帝吧出征”式的政治化行動,與此同時,美食與表情包大戰取代了主權、全球化、民族、階級等嚴肅政治議題。“小粉紅”具有顯著的后現代特征:微觀層面的生活政治、基于特定身份特征的群體認同、以情感體驗為基礎的立場選擇、多元主義的開放態度、缺乏體系的思想觀念等。在某種意義上,雖然“小粉紅”展現出反抗西方普世價值、認同中國模式的堅定立場,但其思想體系卻已經被高度整合進被齊澤克稱作“后現代數字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中。(31)

  “工業黨” 的思想構件包括唯物史觀、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仍然處在誕生于18世紀末的普遍性意識形態的大框架內;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即后發國家的工業化路徑,完全是一個與后現代無涉的現代問題;他們眼中的歷史主體是明確的民族國家,不同于后現代多樣的身份認同與族群政治;他們對國際秩序的分析方法,受到地緣政治、海權爭霸、大國崛起等各類思想資源的滋養,基本遵循了19世紀與20世紀的大國博弈框架。更為重要的是,盡管他們的思想體系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現代性所提供的話語體系的影響乃至決定,但卻試圖在宰制性的英美現代化模式外識別出西方現代性的另類可能,并調用這些歷史和思想資源,用以理解自身的處境以及世界歷史意義,指導未來的道路探索。

  現代思想體系與后現代思想體系的差別,也反映在兩者的話語體系和行動策略中。“小粉紅”的話語體系和行動策略產生于大眾偶像、消費主義等商業媒介文化,呈現出娛樂性、碎片化和運動性的特征,與之相適應的是微博、粉絲站、B站以及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屬性較強的媒體,他們通過拼貼視頻、漫畫、圖文、表情包、網文等形式完成意見表達和信息獲取,通過公告、聊天、評論、轉發、點贊等形式達成共識與動員,通過以刷屏、屠版、表情包為特征的網絡運動參與公共討論。

  “小粉紅”并不主動生產宏大政治與歷史敘事,他們的政治覺悟大都來自日常生活中體會到的“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這與全球消費文化積極通過身份政治的調用與喚醒來普及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進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越是具有國際消費文化知識的常識與參與能力的群體,越有能力和敏感性在似乎非政治、無政治的消費文化領域挑起政治議程。廣受關注的“帝吧出征”,其緣起是韓國練習生組合中臺灣明星的一些言行引發大陸粉絲的不滿。而近期比較轟動的意大利時尚品牌杜嘉班納營銷視頻辱華遭抵制事件,更是一場典型的都市跨國精英階層中的“小粉紅”式的民族主義運動。批判話語和抵制運動的產生,完全依賴于對時尚品牌的認知度,對時尚活動的跟蹤與關注,對全球社交網站(Instagram, Facebook)的參與程度,對歐洲藝術、時尚和視覺文化中東方主義歷史的深度了解,乃至對當代后現代理論中的后殖民主義、性別理論、符號分析等等的嫻熟調用。如果“工業黨”可以被稱為“知情的民族主義者”,那么成為有戰斗力的“小粉紅”,也需要是“見多識廣”、接受過“國際通識教育”和“批判性思維”教育的全球化精英。他們的方法是充分調用社交媒體中的各類資源,在與對立面(否認辱華的網友和拒絕道歉的當事方)針鋒相對的論辯和爭論中,爭取輿論支持并組織線下的公眾抵制。因此,“小粉紅”進入公共領域,通常是通過具有爭議性和突發性的“網絡事件”,而并非有什么穩定的知識生產和群體認同。雖然這種網絡“快閃” 的形態看似沒有規律、沒有組織、隨意性比較強,與“工業黨”相比缺少日常話語生產、深度溝通,甚至個人交往的可見過程,我們還是發現在日常生活領域日益頻繁的“文化政治”,仍舊可以成為匿名網絡參與者“確認眼神”和形成相對穩定的價值認同的中介機制。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早期“工業黨”形成于21世紀初的軍史類BBS,通過網絡小說、政論網帖、論戰等形式凝聚最初的人氣。盡管網絡小說等表達方式具有較強的娛樂色彩,但沒有碎片化和運動性的特征。后期“工業黨”在BBS討論基礎上,經歷了傳統出版物(如《艦船知識》等雜志、《大目標》等時政暢銷書、《材料帝國》等穿越小說)、門戶網站的專欄寫作(如觀察者網、經略網等)和社交媒體表達(知乎大V、微信公號)等階段,他們通過比較傳統的、建構體系的寫作方式進行意見表達、生產共識、參與公共討論,并進一步發展為線下的同人社團和智庫,積極尋求參與工業科技產業的發展、學術話語和范式的改造,以及現實政策的制定的路徑與方式。

  “工業黨”和“小粉紅”的兩種群體特征表現出不同年齡、性別、歷史記憶和生活經驗的群體之間的差異,但在更深層次上體現了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分野邏輯。(32)階級或階層的生成由經濟基礎決定,以都市中產階級青年為主體的“小粉紅”由于相似的階層屬性,以自然或半自然的狀態凝聚成一個可被識別的群體,他們擁有相似的情感體驗與立場觀點,但對于世界諸現象的認識停留在感性層面,即片面、直觀、外在的聯系之中,因此是一個“自在的階級”。而“工業黨”很大程度上則是通過知識生產和共識達成而生成的觀念共同體,通過有意識、成體系的實踐與觀念斗爭,對歷史資源與生活經驗進行了總結,將個人或群體的心理意識變成對自身歷史地位的感覺,在特定生活狀況中,對各種利益和行動及其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予以把握,從而理解現代世界生成的邏輯和自身的歷史使命,因此成為了一個“自為的階級”。當然,這兩個網絡群體并不足以構成“階級”,更準確的說法是,“工業黨”與“小粉紅”代表了都市中產階級之下自為主體與自在主體的分野,這也是兩種民族主義網絡思潮的重要差別。

  正如有批評者所言:“人民不是統計數字,他們以宗族、地域、階級的身份聯系和梳理。在‘工業黨’敘事中,像熔鑄的鋼鐵一般碾過一切的國家,真的能夠把他們一一熨平嗎?”(33)盡管“工業黨”轉化為都市中產階級的自為主體,賦予了自身歷史分析和行動的能力,但其思想體系中濃重的機械決定論色彩,對其他進步主義思潮的蔑視,對強權力量的歌頌與崇拜,以及在民族、性別等議題上個別的極端觀點,仍然是值得商榷的。現代社會面臨哈貝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問題,工具理性逐漸宰制了政治經濟之外的道德、文化等諸社會領域,走向社會的單一化。對于重建一個多元、寬容和平等的社會共同體而言,通過最廣泛的政治參與凝聚民族政治認同仍然是必須的,文化自省與多樣的政治論爭亦然。

  1895年,韋伯在題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演講中提出了一個深沉的問題:一個經濟落后國家迅速崛起為經濟大國時,如何實現政治的轉型,鍛造“政治成熟”的民族? (34)世紀之交,甘陽將韋伯的“政治民族”概念引介到國內,并進一步解釋道:“現代政治的基本任務即在于如何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仍能凝聚為民族整個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35)甘陽認為,韋伯給出的答案是“致力于溝通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不同地區的局部利益”的“大眾民主”。韋伯的問題對當代中國有著深沉的啟示,而俾斯麥德國、魏瑪德國與納粹德國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展開,以及當下西方社會所面臨的階層固化、族群對立的局面,對我們既是一種思想資源,也是一個警醒。

  本文注釋

  (1)“工業黨”是中國互聯網上一個聯系松散的知識群體,代表一股成分駁雜的社會思潮,他們信奉國家至上和工業化至上的理念,以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線索翻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敘事,并借此處理當代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問題。同時,他們以明確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抗自由派網絡話語,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網絡粉絲社群和亞文化。(盧南峰、吳靖:《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載《東方學刊》,2018年秋季刊(總第1期),第49-60頁)

  (2)王洪喆、李思閩、吳靖:《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份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載《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第3-53頁。

  (3)〔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4)汪暉:《再談“五四”:以文化運動為方法》,載《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總第3期),第82-90頁。

  (5)洪愷:《中國當代青年群體中的新右翼思潮》,載《文化縱橫》,2016年第3期,第49-51頁。

  (6)王小東:《結果還是在極右和極左之間跳瘋狂的政治搖擺舞的工業黨》(2012年8月28日),四月網,http://www.m4.cn/ opinion/2012-08/1181377.shtml。

  (7)盧南峰、許諾、吳靖:《辨析“川普粉”現象——唐納德·特朗普作為中國知識青年議題》,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網絡空間研究》,2017年第1期,第69-77頁。

  (8)王洪喆、李思閩、吳靖:《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份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載《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頁。

  (9)文本分析的主要材料包括早期“工業黨”在時政BBS的論戰結集《陳經與愚蠢小豬關于中國經濟的超長篇論戰實錄》以及正式出版的《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還有2012年“工業黨”概念正式誕生后出版的“工業黨宣言”《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輔以“工業黨”代表人物在思想言論平臺和社交網絡發表的相關文本。深度訪談則對幾個“工業黨”代表人物和相關人物的歷史認知、政治經濟主張和個人生活史進行了深入的探詢考察。

  (10)鐘慶:《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第23頁。

  (11)同上,第62頁。

  (12)同上,第121頁。

  (13)任沖昊等:《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第194頁。

  (14)同上,第226頁。

  (15)辛束:《工業黨的歷史敘事:生產力和國家贊歌》(2015年2月16日),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

  (16)任沖昊等:《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 年,第 225 頁。

  (17)同上,第 208 頁。

  (18)盧南峰、吳靖:《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載《東方學刊》,2018年秋季刊(總第1期), 第49-60頁。

  (19)甘陽在《通三統》中試圖將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打通為中華歷史文明的連續統,以應對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明自主性的問題,這里是對此的擬仿。參見甘陽:《通三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6頁。

  (20)辛束:《工業黨的歷史敘事:生產力和國家贊歌》(2015年2月16日),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

  (21)安舟(Joel Andreas)詳盡地論述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國家的治理階層圖景如何從馬克思關于無階級社會的愿景變成圣西門的技術專家治國論(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工業黨”的成長時代與安舟所描述的轉型時期基本重合,可為理解“工業黨”所處的時代大氛圍提供一個參照。

  (22)程亞文:《全球化中的民族國家認同——1990年代以來關于民族主義的論爭》,載許紀霖等:《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139-140頁。

  (23) Zhou Yongming, “Informed Nationalism: Military Websit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 No.44, 2015, pp.543-562.

  (24)許紀霖:《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2011年7月5日),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45.html。

  (25)代鵬:《海權與國家力量(近代卷)》,載《艦船知識》,2012年增刊。

  (26)實際上,對德國國家主義經驗的學習貫穿建國前的近代思想史。高力克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興起和演變,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接受史,梁啟超、醒獅派和戰國策派分別代表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的三個階段,并經歷右翼激進化的過程,最 終從梁啟超之倡言民族國家獨立演變為戰國策派之鼓吹戰爭和權力意志(高力克:《中國現代國家主義思潮的德國譜系》,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9-18頁)。而在德國本土,德國國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有著親緣性,法西斯的絕對邪惡導致德國國家主義經驗也被掃入了歷史垃圾桶。但隨著“二戰”歷史的遠去,對戰前德國歷史與思想資源的發掘與運用逐漸成為風潮,不僅體現在對普魯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國前后歷史的重新考察,也體現在對帶有國家主義傾向的德國思想家的重新認識,比如越過被帕森斯“美國化”的馬克斯•韋伯,重新發現作為大國崛起思想家的韋伯,再比如中國學者對卡爾•施密特的研究熱潮。

  (27)張旭東:《作為“主權者”的鄧小平》(2014年8月20日),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shtml。

  (28)愚言:《〈流浪地球〉:小粉紅和工業黨的照妖鏡?》(2019年2月13日),“一顆土逗”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50988932&ver=1447&signature=0UrH1WipRhcXCw*76hdTuYFKfMj6NlfU0CqE-QDN5PxO*tzlxJdy61jup4EQyyNjWi63Lm9UVaoeuT24qMmvCD1rq6w37ns8Ikl6wJ1QFLXURFk3BZl-ZVzR8C-lxqy&new=1。

  (29)人民網輿情研究室:《數讀輿情:“小粉紅”群體是如何崛起的?》(2016年12月30日),人民網,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6/1230/c405625-28990354.html。

  (30)王洪喆、李思閩、吳靖:《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份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載《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頁。

  (31)吳冠軍、藍江:《左翼前沿思想譯叢·總序》,載《東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4頁。

  (32)“自在”與“自為”的哲學概念源于黑格爾的《邏輯學》,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將其應用于階級分析,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則對“自在的階級”與“自為的階級”進行了更加通俗的解說。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盡管并未直接提及這兩個概念, 但為澄清階級意識提供了理論資源。([匈]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04、131、133頁)

  (33)辛束:《工業黨的歷史敘事:生產力和國家贊歌》(2015年2月16日),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4231。

  (34)韋伯認為“政治成熟”的標準是:“這些階級能夠把握本民族長遠的經濟政治‘權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況下把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慮之上。”(〔德〕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甘陽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98頁)

  (35)甘陽:《走向“政治民族”》,載《讀書》,2003年第4期,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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