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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方茜: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周文 方茜 · 2019-06-13 · 來源:經濟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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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是不同時期資本主義求變、求進的重要選擇,體現了資本主義積極的一面。但這些改變只能緩解或延后沖突的爆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并且導致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系統性和累積性。,即羅莎·盧森堡所說的“最后的危機”。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固有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化和復雜化。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先后經歷了經濟長期停滯、金融危機頻發、全球治理危機和社會抗爭復蘇等一系列危機。尤其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層次矛盾,導致全球經濟低迷的副作用至今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一方面,西方國家普遍在解決自身問題上救治乏力;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又在處理區域性和全球性問題上也缺乏應對方 案,從而陷入一種無所適從、內外交困的境地。

正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發展中不斷暴露出的問題和矛盾,使得學者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不斷加碼。相反,對社會主義,特別是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認知,形成了鮮明的批判和反批判的強烈反差。作為兩種基本制度,資本主義仍舊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對手(俞可平,2015),應該說,兩者較量依舊激烈。

20世紀80、90年代,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奉行“華盛頓共識”,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方案,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出現大衰退,社會極度失序,有的甚至解體,以致于福山曾發出“歷史的終結”的判斷。但是,進入21世紀,伴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劇,世界體系呈現出“西方衰落”和“東方興起”的格局,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蕭條和社會問題交織與新興經濟體的欣欣向榮,表明歷史并沒有終結,而是再次出現大翻轉的格局。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平衡發展,使更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期待而引發的中國全球治理話語權的提升,同時資本主義左翼學者出現了對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抨擊。諸多現象說明,曾被標榜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已在過度積累中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學者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研究各有側重。總體上,可將這些觀點分為兩派,即局部性危機派和系統性危機派。主張局部危機的學者主要將討論重點放在經濟領域;主張系統危機的學者則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并不僅僅限于經濟領域,而且也不僅僅限于某個地區、領域或者行業(童晉,2016),已從生產相對過剩的商業危機、貨幣支付手段不足的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政治、社會和思想各方面交織并發的全面的、深刻的、結構性的危機(趙麗華、趙旭亮,2013)。客觀地說,局部危機主張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并不徹底,其間隱含著這樣一個邏輯,資本主義本身制度并沒有問題,只要消除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經濟全球化、金融化等造成的負面影響,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救助或強化對金融系統的管控,危機就可避免。與局部性危機主張者不同,系統性危機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反復發生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盡管危機源可能不同,卻表明它是體制性、系統性和根本性的危機(王今朝,2016),而系統性危機只能通過系統性、制度性的重建來實現(大衛·科茨,2010)。

毋庸置疑,系統危機論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認識更為深刻,也更為本質,但在回答“資本主義需要何種程度的重建”這一問題上,又不夠明確。而在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中,我們更難找到相關答案。長期以來,為了替少數資產者講話,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刻意屏蔽了政治和經濟的聯系,避開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對流通過程和交換關系的決定作用,巧妙地回避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探討。這種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選擇,為資產階級的剝削涂上了保護層,導致經濟學理論服從資本逐利的目的,但科學研究的本質卻被根本改變。基于此背景,本研究力求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解析資本主義危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髓在于它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和基本原理,而不在于它在歷史條件下得出的某些具體結論。”【1】】

因此,本文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揭示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既可以回答“資本主義向何處去”,也可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增加其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力。

一、研究現狀與評述

(一)資本主義危機研究的視角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雖然學界對資本主義危機相關理論的分類尚未達成共識,但文獻中出現頻次較多的理論有馬克思經濟危機論、結構性危機論、生態危機論、福利國家危機論和系統危機理論等。

馬克思經濟危機論主要圍繞生產過剩展開,從商品過剩、資本過剩以及信用擴張角度剖析資本主義危機產生的根源。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強調,資本主義危機非外因所致,而是其內在經濟運行機制的必然趨勢(Grossmann,2000)。1929年亨里克·格羅斯曼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積累規律與崩潰:危機理論》中提出,以利潤為目的的生產使資本主義不可能像純粹的使用價值生產那樣永續下去,利潤的消失將導致生產過程的中斷(Grossmann & Banaji,1995),因此,資本主義危機是資本主義崩潰的自然結果。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為理解資本主義危機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柱,其超越歷史的寬大研究視野迄今無人可及(侯為民,2015)。

結構性危機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經濟結構失調所造成的危機(俞可興,1992)。二戰后,資本主義頻繁爆發生態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等結構性危機。20世紀70年代以前,結構性危機主要發生在生產領域,并向流通領域蔓延。70年代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結構性危機相互交織,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特征。結構性危機理論特別強調各國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失衡以及國際分工體系變革等,這些都是結構性危機的誘因。而科技進步引發的傳統工業衰落,國際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等則是結構性危機的主要表現。學者普遍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復雜性的最重要表現是,周期性危機和結構性危機的相互交織導致危機不斷加深(爾·恩托夫、李琮,1988)。

生態危機理論強調生態危機、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兩種主要危機。生態危機理論的切入點是消費異化、勞動異化。約翰·貝拉米·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勞動過程和交換過程的異化。

【“這種體制的顯著特征猶如一種巨型的松鼠籠子。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其中的腳踏輪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從中脫離。......成為環境之主要敵人者不是個人滿足他們自身內在欲望的行為,而是我們每個人都依附其上的這種像踏輪磨房一樣的生產方式。”[2]】

在福斯特看來,人本來是通過勞動與自然實現物質交換,但資本主義社會使勞動出現異化,從而原本有序的物質交換過程被欲望膨脹的商品交換所替代。伴隨著資本不斷積累,勞動被異化的范圍從生產領域延伸到消費領域。勞動異化又導致消費異化,使消費一方面成為勞動自由的補償;另一方面又成為資產階級實施控制的工具。因此,消費異化使得人的需要與消費發生背離,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扭曲。

福利國家危機理論主要研究后資本主義引發的危機。后資本主義與后工業時代、后現代社會以及信息社會等概念認知并行交織,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傳統控制手段被替代,權力行使更加依賴專業化方法和科學技術,哈貝馬斯稱為“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危機理論強調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的第一層次危機。伴隨資本主義社會變革和調整,危機逐漸向第二層次危機過渡,即“治理的危機”,并最終表現為政治系統的危機。該理論代表人物克勞斯·奧菲認為,經濟、政治和規范是資本主義的三個子系統,三者緊密相關,相輔相成。經濟子系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會受到政治和規范子系統的擾動,特別是政治子系統會將威脅導入到經濟系統,使得經濟層面的危機轉化為政治層面的危機,這正是現代資本主義面臨的主要困境所在(舒建華,2017)。

系統危機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具有綜合性、復雜性。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系統危機的主要表現。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危機也在全球范圍蔓延,具有了全球化特性。而且系統危機論認為,流行于西方社會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主張在促進資本主義的高利潤和長期經濟擴張的同時,也導致了不平等擴大、金融化程度加深以及資產泡沫不斷放大,從而加劇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大衛·科茨,2010),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大衛·科茨、熱拉爾·杜梅尼爾、多米尼克·萊維等。

(二)國內相關研究狀況與簡要評述

通過在國內知名數據平臺CNKI對資本主義危機的研究文獻進行檢索。設置檢索條件為主題詞“資本主義”“危機”“經濟危機”,檢索時間段為1949-2017年,文獻范圍限定在核心期刊。對檢索到的文獻進行整理,刪去書評、公告等,得到有效文獻567篇。從總體上看,在資本主義危機研究領域成果領先的機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學者多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世界經濟、公共管理等學科。

從關鍵詞來看,學者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重點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金融危機”“當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對危機的討論則主要包括“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生態危機”三個方面。

從時間上看,學界對該議題討論的重心有所變化。如2008年的突發主題是“次貸危機”,2009-2010年的突發主題是“金融危機”;2012年是“金融化”和“當代資本主義”,2014年、2015年的突發主題則是“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多樣性”。

由此可見,學界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從生產領域擴展到流通領域,從經濟危機拓展到生態危機,再從結構性危機、周期性危機發展到系統性危機理論。目前,國內研究熱點與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基本吻合,但仍有不足。一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展開分析的偏少,從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切入危機討論的力度不夠;二是大多從單一視角研究資本主義危機,將多視角研究聯系起來討論的較少。為此,本文主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視角,從當代資本主義三大變化(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切入分析資本主義危機。

二、經濟全球化加劇資本主義的矛盾沖突

全球化是當代資本主義“資本運動”的重要特征。作為客觀的歷史進程,全球化始于19世紀60年代世界市場的形成,發展于20世紀中葉。全球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資本運動”包含國際流通和國際生產過程,也預示著涵蓋世界經濟再生產全部過程的完整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開始興起。

(一)經濟全球化擴大了資本輸出和資本增值的空間

經濟全球化既是資本本性使然,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擴張的本性必然導致全球化趨勢。

【“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只有那種在生產上有利潤可得并且實際會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3]】

對剩余價值的無止境追逐,迫使資本不斷發展生產力、擴大生產規模、延伸市場范圍。一方面,資本要力求摧毀和突破資本運動的地域限制,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花費的時間縮短到最低限度”。[3]隨著生產力提升、科學技術進步、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世界市場擴大,國際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延伸,必然要求資本配置從一國范圍擴展到全球范圍,跨國生產、國際貿易、資本國際運動成為常態。經濟全球化不僅是資本主義在地理空間上的拓展,更是資本主義“改變、調整以至最后消除”阻礙資本進行“世界規模積累”的國與國的自然和人為疆界的過程。[4]

更進一步地,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輸出,實現資本不斷增值是內在動力。列寧認為,自然競爭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以商品輸出為特征,壟斷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則是以資本輸出為特征。資本主義發展提高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繼而表現為生產和資本的不斷積累和集中,由此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大量的過剩資本。

【“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4】

資本主義將剩余資本輸出到原料豐富、地價低、工資低但資本匱乏的國家或地區,而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利潤通常都很高。由于資本輸出源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遠遠不夠。從而,一旦一國或者少數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危機就會使危機波及全世界。

(二)經濟全球化加劇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沖突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剝削向外延伸的過程,導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不斷加劇。首先,發達國家資本家將工廠轉移到國外,是全球化進程的普遍現象,也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突破國界的主要方法。剝削關系的延伸不僅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也體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美國資本家到日本開工廠,美國資本家就剝削日本工人;而日本資本家到美國去開工廠,日本資本家就剝削美國工人,都存在剝削”[5]。其次,經濟全球化導致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加劇了壟斷。大資本家剝削小資本家,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一個生產部門的大部分生產和銷售被少數大企業控制。資本的無限積累原則,使得“資本不可逆轉地不斷積累,并最終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個沒有天然界限的過程。”[6]再次,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無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機器替代勞動力產生更多的失業工人,破產的小企業主被拋入無產階級隊伍,以及利息率下降使得“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工業中去。”[7]第四,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上擴大資本輸出,形成壟斷同盟,達成世界性的協議,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不斷被固化。資本越來越集中,全球運營能力不斷提高,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能力更強,迫使資本輸入國通過降低關稅、改善服務、取消管制以及出臺優惠政策等吸引投資,而這些都以犧牲勞工利益為代價(程恩富、朱富強,2000)。相對于資本實力的不斷增強,勞動集體力量越發分散和弱化。

由此可見,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資本主義向外輸出資本,實現剝削全球化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全球擴展過程。經濟全球化強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的主導地位,使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沖突從發達國家內部向外延伸,演變為發達國家資產階級與本國、他國無產階級的沖突,而跨國資產階級與跨國無產階級的矛盾開始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沖突。

三、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加劇了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

20世紀70年代,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減緩,通貨膨脹加劇,財政預算赤字增加,爆發了“滯脹型”經濟危機。西方經濟學家將此輪危機歸結于凱恩斯主義的錯誤,轉而回歸市場導向,強調政府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濫觴于二戰之前且被長期邊緣化的反對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開始邁向歷史前臺”(劉儒,2016),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伴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全球推進,新自由主義理論嬗變為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政治綱領和政策體系(胡樂明、寧陽,2013)。

(一)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加重經濟運行的無序狀態

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出現了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高潮。為了緩解沖突,資本主義國家以推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為核心調整了體制和政策。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對減小貧富差距,增加就業起到了較好效果,并為資本主義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凱恩斯理論只能緩解而非解決資本主義的矛盾。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的西方滯脹困境,宣告了凱恩主義政策的失敗,從而為標榜“反凱恩斯革命”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提供了充分展示的機會和舞臺。

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舉措卻進一步強化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政策內容包括:一是減少政府宏觀干預,政府職能傾向于保證低通貨膨脹率,而不是低失業率;二是削減工會力量,增加資本對勞動的控制權;三是削減公共服務開支,削減社會福利政策;四是為企業和富人減稅;五是取消對商業和金融的管制,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六是私有化社會資產和服務。表面上,新自由主義在做減法,減少各種約束以實現經濟自由。實質上,新自由主義只是在削減政府、工會和勞動者競爭力,增加資產階級的自由,為資產階級創造有利于剝削的新環境(如取消管制、倡導私有化)。因此,新自由主義只是讓資本剝削勞動更為自由、便利:一方面,它以減稅的方式增加企業自由,調節資本與國家的關系;另一方面,它又通過推動外匯市場自由化和匯率調整的方式,改善本國資本主義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再一方面,它也打壓勞動階級以及為勞動階級說話的工會,保證資本主義有龐大的產業后備軍隊伍。新自由主義實施的結果是,個別企業生產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相對立的格局更加嚴重,加劇了經濟運行的無序狀態。

(二)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加劇世界貧富分化

新自由主義理論遵循的基本邏輯是,市場是萬能的,而保證市場的效率必須要有私有化和自由化兩個必要條件。過去三十余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取了自由主義市場的政策,但并未達到預期效果。自由市場政策不僅阻礙了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擴大了不平等的差距,還加劇了經濟的不穩定性。“自由市場理論家傳播的‘真理’如果不是一些藏有私心的觀念,就是建立在不嚴密的假設和主觀狹隘的幻想之上的東西。”[8]即使在美國,新自由主義成為政策主導后,也出現了工人階級失業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工作環境惡化等諸多問題(大衛·科茨、黃雯,2016)。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人的工資長期停滯不前和勞動時間不斷延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活水平在過去30年里一直原地踏步;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在這一時期降低了三分之二。”[9]】

就私有化來看,新自由主義并不自由,而是“選擇性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對于私有化,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這樣闡述:“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10]但是,哈耶克忽視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建立在“剝削他人勞動”基礎之上,所謂的自由只是勞動的有限自由[11],而非“分配的自由”。而站在資本對面的勞動者取得的收入分配遠遠低于資本所有者的分配。正是由于私有化,使貧困在勞動層面不斷加大,財富在資本層面不斷集中。私有化使得“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12]

因此,新自由主義代表食利階級的利益,代表少數資產者和企業上層管理者(特別是金融類企業)的利益訴求。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借助新自由主義理論在全球鞏固自己的霸權地位(裴小革,2015)。新自由主義提倡的一系列政策主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資本主義阻擾和抵消“利潤率下降”的原因基本一致。而“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13]。新自由主義導致的兩極分化不僅體現在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企業高管與普通工人、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之間,還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跨國壟斷資產階級與跨國工人階級之間。在經濟全球化活躍20世紀80到90年代,美國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35%提高到47%左右;德國、法國、英國私人資本與國民收入之比從3提升到了5左右。[14]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全球0.7%的人口掌握了整體財富的45.6%,而全球73.3%的人口僅掌握了整體財富的2.4%。這一比例高于2000年,表明世界人口財富的差距仍在拉大。由此可見,資本逐利的本性驅使其突破國家邊界、意識形態等諸多阻礙,從而尋找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市場和更多的消費群體。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內核“三化”(即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適應了國家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過渡的需要,滿足壟斷資本急于從福利國家制度、國家主權和國家疆界等諸多束縛中脫身的訴求。對內,為了保持國際競爭力,企業傾向于降低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對外,資本主義竭力打開民族國家的市場,借助搭載“全球化之舟”,向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輸送新自由主義思潮。20世紀80、9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借助拉美、蘇東、東南亞等國家推行經濟改革強行“兜售”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以及拉美國家經濟大衰退,弱化了這些國家的經濟主權。因此,新自由主義替代凱恩斯主義后并未治愈或平復資本主義危機,反而引發更為嚴重的問題。那些過去對危機曾有效的政策,對2008年的危機已經徹底失效。因此,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西方主流理論并不能從根本上治愈資本主義危機,更不能維持經濟的增長和穩定,反而使資本主義危機越來越固化和尖銳化。大衛·科茨、多米尼克·萊維等學者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特定形式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即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四、金融化破壞資本積累與再生產的運行規律

金融化是當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特征。金融化主要是指“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業精英們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的過程“。[15]有的學者也將金融化稱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或者“經濟金融化”。

(一)金融化強化了資本與生產的分離

列寧認為,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一階段,資本與生產的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16]】

在以生產為主導的資本積累模式中,資本與勞動的結合是緊密的,“再生產—剩余價值—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反復、常用的模式。直到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仍是通過擴大再生產來實現的。20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本質發生變化,積累——即商品和服務領域的真實資本的形成——越來越從屬于金融(福斯特等,2007)。雖然資本增值不能在流通過程中實現,但貨幣的資本屬性使其可以通過對生產所有權的控制來實現增值。金融化過程中社會再生產不斷被削弱,以產業利潤為基礎和支撐的生產資本積累的剩余價值進行再分配的舊盈利模式,被“以錢生錢”的模式替代。如果股權買賣可以獲取利潤,資本就沒有參與生產的意愿。與關注生產流通領域、細化國際分工的經濟全球化不同,金融化切斷了資本和生產的聯系,讓金融的職能從服務生產部門向主導生產部門轉移,且不斷弱化和喪失服務生產部門的職能,從而強化了剩余價值生產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分離。

金融化滿足了資本的逐利性,但是這種逐利性卻越來越遠離生產環節,從而導致實體經濟不斷衰退。當前,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著實體經濟被資本操縱的現象。類似股份制這樣的企業制度,使得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脫離有了更為廣泛的載體。以“公司治理”為代表的現代企業制度,使得債權人對企業的控制權被強化,股東對產業集團的直接控制構成了金融優勢積累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征(莫雷拉等,2010)。資本從后臺走向企業管理的前臺,成為控制投資、生產和雇傭員工的主要力量。而資本逐利的本性使其對企業的關注不會落腳在“生產層面”。在戰略決策中,企業更傾向于短期而非中長期策略;在發展導向上,更偏好為股東派發股息,而非技術研發或投資新產能。資本一旦與生產脫離開來,不再關心價值的生產,其食利者的本性將對生產擴大和技術創新形成毀滅性打擊。

(二)虛擬經濟擠壓實體經濟引發危機

經濟發展的完整過程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生產過程產生價值和價值增殖,流通過程實現價值和價值增殖。經濟發展的優劣取決于生產,即價值的生產。只有實體經濟發展了,經濟才發展。虛擬資本僅僅局限于分配和交換環節,有益于社會財富集中和資源配置優化,但只是實現價值而不創造價值。也就是說,虛擬經濟發展再好,也只是財富的再分配和交換領域的活躍,并不意味著財富的創造和生產力的發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相互聯系又相互促進,但是虛擬經濟發展應該以實體經濟為基礎,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發展只會加劇經濟的泡沫和風險,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經濟越發展,經濟危機的風險越大。當以產業為基礎的生息資本的運動包含著產業資本運動時,

【“虛擬資本的積累對實體資本積累的效率有著巨大的影響,它在適應實體資本積累時,能夠使市場交易更加方便,加速資本配置和財富的創造。”[17]】

但是,當虛擬資本積累與實體資本積累脫離時,其不成比例的發展會給國民經濟帶來非常惡劣的后果,金融危機即是其中一個表現。金融化導致虛擬資本積累快速增加,以及虛擬經濟規模的擴大,使得虛擬資本的積累與實體資本的積累脫節。其一,虛擬資本從社會再生產環節脫離出來,生息資本運動頻率加快,由長期向短期轉移,導致危機爆發周期明顯縮短。其二,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實體經濟被虛擬經濟掏空。根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提出的政策主張,當資本具有自由流動的大環境,資本就會更加方便地從實體經濟抽離,向虛擬經濟轉移。在資源有限約束下,虛擬經濟必然搶占實體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和機遇。比如,2000年全球GDP與虛擬經濟規模比為5∶1,2007年發展到16∶1[18]。其三,虛擬經濟具有介穩性特質,在經濟發展好的時期可以保持相對穩定。一旦外部環境惡化,就會迅速破壞經濟的穩定性。其四,相比生產過剩危機,虛擬資本積累過度造成的危害更大。虛擬資本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礎上,信用風險具有傳染性、累積性和放大性。虛擬經濟形成的泡沫經濟,會破壞信用流通鏈條,造成商品降價、信用票據跌價、企業破產、銀行倒閉以及工廠停工等一系列問題。因此,虛擬資本的杠桿效應用好了是優勢,用壞了就是風險。其五,金融化加重貧富分化。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一種賭博行為,“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19]金融化逐步成為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剝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小階級、無產階級的重要工具。

由此可見,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時間上看,新自由主義的高潮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金融化形成的起始點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潮在90年代后。可以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推行是構成金融化進程的原因(張晨、馬慎蕭,2014)。需要明確的是,金融化在破壞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同時,也強化了資本主義對全球的控制。在以美國為中心,英國為次中心的金融化背后,表明資本主義已滲透到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從而強化了資本主義的霸權地位。

五、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系統性

經濟全球化即資本主義剝削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在內部發展乏力、剝削空間減小以及無產階級反抗力量增加的條件下,實施的向外擴張戰略。對全球化的認識,有兩點需要關注:一是資本輸出的過程伴隨著剝削關系輸出,導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沖突的升級,并演進為跨國資產階級和跨國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矛盾。二是當代的經濟全球化建立在世界生產體系的基礎上,帶有利益均沾的特點,是多贏模式。而早期的全球化靠武力和殖民來實現,是發達國家剪發展中國家的羊毛,是單贏模式。在多贏模式中,相比以前,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獲得的暴利機會越來越少,而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則越來越重,導致一些發達國家藉此提出逆全球化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全球性危害,殷鑒不遠。在國內,資本主義通過反抗“凱恩斯主義”,減少政府干預、鼓吹市場萬能,放寬金融監管、弱化工會力量等,制造出虛假的繁榮。在國外,資本主義通過宣揚新自由主義的“優越性”,向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輸出“華盛頓共識”,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停滯、發展停滯。因此,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有三個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第一,新自由主義代表食利階級的利益,導致了更為嚴重的貧富分化;第二,新自由主義的內核“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讓資產階級更加任性,加重了經濟運行的無序狀態;第三,新自由主義適應了國家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過渡的需要。

可以清晰地看出,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的關系是:其一,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給了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更大的地理空間和經濟空間;其二,新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營造了更加自由的環境,加速了金融化形成;其三,三者效應疊加,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的升級,也導致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多樣化、復雜化和系統化。三者的共性是:滿足了資本主義剝削和逐利的目的;擴大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沖突規模;擴大了危機影響的空間和群體;加劇了貧富分化。

對于近期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企圖通過推動逆全球化來扭轉目前的危機困境,如英國脫歐事件,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無疾而終,以及美國新一屆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發布的“穆斯林禁令”等。事實上這些做法都是緣木求魚,逆全球化并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良策。首先,資本主義國家將危機歸結在全球化這個點上是一個誤判。全球化本身不是導致兩極分化的根源,其根源在于流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打壓了無產階級在再分配領域減貧的空間。貧窮的增加、消費的減少與生產力的迅速提升,加重了生產過剩。資本在生產領域獲利艱難,必然從實體經濟轉移至虛擬經濟,而實體經濟的衰敗則導致更大的失業群體和消費的極度萎縮。不清除新自由主義理論、金融化的負面影響,不解決私有制的“按資分配”,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靠“關門”的逆全球化解決不了危機。其次,逆全球化在資本主義國家恐難推行。逆全球化背離了資本逐利性的訴求,逆全球化意味著去市場化、減少社會化生產規模,這與資本逐利的本性相悖,必然遭受資產階級抵制。雖然民主大眾形成的政治控制權可以倡導逆全球化,但經濟控制權始終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哪種力量占優尚無定論,孰勝孰敗也無定數,美國就是最好的實例。再次,資本主義選擇逆全球化的原因并非是“不想”全球化,而是“不滿”全球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資產階級始終是受益者,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才是受損者。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收益在減少,負擔相對過重,希望“卸包袱”。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逆”全球化,而在全球化進程中如何調整利益分配、財富分配,實現互利、共享,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由此可見,當代資本主義仍處于不斷發展和不斷變動的過程中。通過擴展活動空間、擴大活動領域、創新活動形式等化解各種因素對資本主義的限制。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是不同時期資本主義求變、求進的重要選擇,體現了資本主義積極的一面。但這些改變只能緩解或延后沖突的爆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并且導致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系統性和累積性。所謂系統化,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即羅莎·盧森堡所說的“最后的危機”。資本主義變化導致的系統性危機具有三個特征:一是危機對經濟的危害更甚,資本更加壟斷,失業人口增加,先前解決危機的方法不可行;二是危機產生的周期更短、經濟更不穩定;三是資本主義危機的負外部性更大,危機與世界的聯動性更大,對各國的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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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方茜,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文章來源于《經濟學動態》2017年第6期,收錄于張暉明、孟捷主編,《上海政治經濟學年鑒·201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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