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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革命的現代性”: 毛澤東重構中國現代性的雙重維度

張明 · 2019-06-12 · 來源:湘大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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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現代性并非處于二元對峙的關系之中,以歷史性眼光觀察,二者在本質上呈現出“正——反——合”的辯證發展圖景。在毛澤東重構中國現代性的理論與實踐中,革命與現代性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實現了有機融合,即“革命的現代性”。

  摘要

  革命與現代性并非處于二元對峙的關系之中,以歷史性眼光觀察,二者在本質上呈現出“正——反——合”的辯證發展圖景。在毛澤東重構中國現代性的理論與實踐中,革命與現代性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實現了有機融合,即“革命的現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完成雙重維度的超越功能:一方面,“革命的現代性”在理論譜系上仍從屬于現代性的一般邏輯,因而代表了對前現代意識的變革與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現代性”通過革命的手段彌補了現代性進步意識消卻的弊病,從而以一種“另類現代性”的方式規避西式現代性的一般弊端。

 

  現代性在不斷展開與拓展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至少是客觀物質層面),表現為現代化張力不斷凸顯的動態過程。但是,伴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尤其是隨著合理化過程不斷硬化為工具理性與科層官僚制的統治,現代性的弊端逐步呈現出來并引發居于現代生活中的現代主體的深刻憂患。面對現代性的弊病,毛澤東從宏觀的理論姿態與微觀的具體策略等方面表達了憂患意識,并通過自身的創造性實踐,力圖規避現代性的弊病,從而創造一種在社會主義框架之內展開的新型現代性方案。筆者認為,毛澤東面對現代性弊病所表現出的憂患意識與革命性措施,從根基上而言是力圖創造一種“革命的現代性”(Revolutionary Modernity),即變革西式現代性在其歷史發展特定階段走向自身反面的保守性特征,在實現革命與現代性的理論嫁接基礎之上,以“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姿態推動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建構,并將其導向未來共產主義的理想藍圖。“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故鼎新的革命時代的話,毛澤東為世界思想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道路——革命現代性。”毛澤東以“不斷革命”為中介的“革命的現代性”,致力于從兩個維度完成對歷史意識的超越:一方面,“革命的現代性”在理論譜系上仍從屬于現代性的一般邏輯,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中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基礎,從理論與實踐方面展開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獨立探索,并從思想觀念上進行現代化的啟蒙與革新,因而代表了對前現代意識的變革與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現代性”試圖通過革命的手段彌補現代性進步意識退化的弊端,對資本現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的理論姿態,從而展開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另類現代性”探索性實踐。

  一、革命與現代性:一個“正——反——合”辯證歷史圖景

  現代性從其產生之初就意味著一種進步的時間意識,它本質上為一種發展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欲望所主宰,而這種進步性正是通過與前現代的“斷裂”加以凸顯的。也就是說,現代性在其歷史發展的源頭意義上,表征了一種巨大的革命意識,即以義無反顧之姿態表達對前現代徹底的割裂與革命。倘若要證明自身是現代的,必須要以最徹底、最極端的方式表現出對過去的革命之勢,因為現代性在自身的話語邏輯結構中意味著最徹底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不僅體現在人從宗教神學的籠罩中解放出來,而且表現為人對自然的脫離與解放。前者表現為理性精神的生長,而后者體現為工業主義的邏輯。宗教解放所呈現的革命性意義昭然若揭,甚至在韋伯那里已然成為推進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終極動力機制;而工業主義的革命性意義不僅體現在人對自然的無限征服,因為“工業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包括深刻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變化。正是經過了工業化的綜合改造,社會才變成現代的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經典文本中,對工業主義的革命性意義,即促進生產力質的飛躍、社會關系的變革等作出詳細闡釋,正如“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所描繪的那般。當然,現代性與革命之間的密切關系不僅體現革命構成了現代性的本質屬性,而且相當深刻的表現在現代性本身構成了革命的目標。

  何謂革命?美國學者亨廷頓曾做出如下闡釋:“革命,就是對一個社會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以及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一場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革命與叛亂、起義、造反之間存在著質性差別,它實際上表征了一種關于社會、歷史、價值觀念等在內的整體性、根本性變革,是現代化所特有的東西,因為它是促使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重要手段。“革命是現代化的一個方面。它不是在任何類型的社會中或在其歷史上的任何階段上都可以發生的。它不屬于一個普通的范疇,而只是一種有限歷史現象。”正如亨廷頓所言,革命包含著復雜的系列過程,它不僅是對現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攻擊,而且應當包含動員新的政治力量或集團以及最后新政治秩序的建立以及使之制度化的過程。所以,革命既不可能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高度傳統化國家爆發,也不可能發生在高度現代化的國家,它只能在那些曾經歷過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并且政治現代化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國家爆發。“革命”這一概念伴隨著資產階級力量的崛起,逐步被賦予道義的優先性,從而置于道德的制高點。革命成了重估一切價值的基本法則,一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都應當在革命的手術臺上接受檢驗從而決定取舍。在此意識形態背景下,革命與現代性之間實現了邏輯的同構,即實現與前現代的決裂,因而建構一種現代性的方案構成了革命的根本目的。革命就是為新興資產階級實現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現代性而服務的中介與手段。就“革命”話語在中國“理論旅行”的歷史而言,同樣體現了其與現代性之間相互融合的密切邏輯關系。中國傳統話語資源庫并沒有作為現代性意義上革命話語的位置,這一單詞主要是通過日語(kakumei)轉譯過來的。就中國當時接受革命的國際大背景而言,“革命”一詞已然成為一種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普遍意識,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火車頭”;對國人而言,似乎只有通過革命形式才能擺脫傳統的恥辱,從而一舉步入現代之途。可見,在近代革命歷史發展的譜系中,無論是在西語環境還是中國語境,革命都表征了一種對現代性的追求與向往。這構成了革命與現代性之間關系的另一維度。

  盡管革命與現代性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密交錯的復雜關系,但隨著現代性不斷展開,二者之間也發生激烈沖突,甚至在一定條件下走向相互對立的局面。這種情況的發生主要是由兩方面導致的:一方面,現代性邏輯的展開在其特定階段走向自身的反面,即啟蒙理性精神在完成其特定歷史任務之后走向了自身的對立面;另一方面,作為現代性特殊表現形式的現代化,在其邏輯擴展過程中導致了革命理想的消卻。某種程度上,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工具理性不斷凸顯的過程,就是不斷依賴科學的合理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理性管理體系、制度等。這是由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所決定的,以革命為特質的歷史發展與前進的路徑一般經歷如下階段:1.前革命的啟蒙階段,這主要是革命家的思想鼓動與灌輸的過程,是革命理念的啟蒙階段;2.發動革命,從事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奪取政權的階段,這往往通過“打碎一切”的形式完成對舊制度的整體性摧毀;3.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創建階段,這是在坍塌的舊制度基礎上重建一個嶄新的制度體系,即毛澤東所言的“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階段;4.后革命時代革命理想激情退卻背景下,如何實現革命理想的重建階段。在第三階段末與第四階段初,伴隨著制度化的建立,往往產生一個由新管理主義管理者組成的政治集團和一個由企業家、科學家、技術人員組成的經濟人才群體。在這樣的背景下,新社會主體的革命激情已然被科層式的管理體制與客觀物質性工業化過程所逐漸磨滅,人們在新的社會制度與管理體系中以自主或非自主方式進行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成為新社會運行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并服從新的管理體系,而原先的革命理想激情在所謂社會的合理化進程中必然消失殆盡。后革命時代理想激情退卻的現實境況,表征了歷史的循環與前革命時代的復現。因此,重新發動革命、重燃革命的激情與理想主義號召,構成了另一革命的新階段與新形式。

  倘若以動態歷史的眼光把握革命與現代性之間的交錯復雜關系,在一定意義上,它展現出的不過是一幅“正——反——合”的辯證發展圖景,即歷史發展的初期革命與現代性合二為一,革命構成現代性的本質特征,現代性則組成革命的終極目標與證明自身合法性的唯一準則。在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這種原先合二為一的關系發生逆轉與異化,革命與現代性開始分裂甚至走向自身的對立面。作為現代性客觀維度的現代化,在其展開過程中彰顯的合理化與科層化等趨勢,嚴重消解了革命理想激情的表達,導致一種后革命氛圍的發生。最后,革命領袖敏銳洞察這一異化形式,通過新的革命形式消解現代性的弊病,從而再次完成革命與現代性的“合題”工作。但這次的“合”與第一次的“正”之間僅僅是形式上的雷同,二者在本質層面有顯著區別。作為“合題”的新形式在本質上是以一種革命的現代性方式完成對革命理性啟蒙主義的重塑,因而構成一種更高層次的超越。

  二、超越前現代意識:現代化的追求與現代性憂患的二元結構

  革命與現代性之間存在的“正——反——合”辯證關系及其現實展現形式,在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歷史實踐中有著鮮明的體現。當然,毛澤東在此問題的理論思索與實踐探尋,除受一般意義上現代性與革命之間的張力關系格局影響外,在很大程度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代性批判,以及中國近代以來現代性問題生發的具體歷史情境也密不可分。面對西式現代性沖擊及其在中國以殖民主義方式運演的基本路徑,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的指引下,為中國現代性道路重構了一種帶有本民族特色的另類選擇路徑,即在社會主義的基座上推進中國現代性的建構,并將這種建構奠基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同時對西式現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憂患與警惕姿態,通過系列嘗試與探索,力圖規避西式現代性的弊病,從而真正建構出一種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具體歷史情境要求的另類現代性方案。但隨著革命的勝利,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革命后民族國家的創制與后傳統理想主義之間的矛盾,在毛澤東那里集中爆發出來。這種矛盾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革命后的民族國家創制必然面臨著新與舊、現實治理與理想設計之間的對立與矛盾。毛澤東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為其前提,革命后如何實現民族國家制度的創建,構成毛澤東思考的重要問題。依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預設,新社會必須建立在對舊有統治秩序全部打碎的基礎上。依據上述經典,毛澤東通過“三大改造”實現了舊統治秩序的摧毀與新秩序的建立。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毛澤東更多地是通過建立一整套系統化、理想化的制度體系,以解決始終困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國際共產主義發展史所面臨的革命后民族國家創制問題。但是,這種理想化的“一攬子計劃”,與動態的政治實踐之間存在巨大間距。換言之,求解社會主義發展困境的“一打綱領”,與實際所需要的“一步行動”之間,仍然具有不可一步逾越的距離。這就是毛澤東晚年現代性憂患的重要體現,即寄希望創造一個從根本上能夠解決現代社會發展困境的新制度,但卻以悲劇性的結果收場。對此,法國哲學家列菲弗爾曾說,毛澤東在革命后的制度創制問題上不斷陷入憂患的關鍵原因在于,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實踐,不是一種由固定結構決定的靜態關系,而是根據不斷變動的階級關系和形勢變化的需要提出來的,它沒有固化的模式。問題的本質在于,作為困擾晚年馬克思的一個重要問題,求解現代性的制度性弊端的關鍵,主要不在于以先知的方式為未來社會創造出多少種所謂合乎必然性的理想藍圖,而在于通過現實的實踐即政治治理術來解決這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在毛澤東那里,要解決現代性制度困境,核心在于為未來社會創造出一整套的理想化制度或路徑,諸如指引社會前進的“總路線”、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質性躍遷的“大躍進”和實現向理想社會狀態過渡形式的“人民公社”。一旦現實政治的走向與其所預設的理想制度之間存在差別,或者是制度在現實化的過程中存在任何變異,都會使他產生巨大的憂患與警惕,進而以“不斷革命”的姿態來尋求解決問題的路徑。換言之,在毛澤東那里,政治路線始終高于一切。然而,在福柯看來,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主要不是從文本中進行抽象化的概念建構,而是應當著重研究以何種方式治理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治理術的發明問題。對此,列寧很早就曾談及。在他看來,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需要從經驗出發談論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治理問題需要從現實的實踐過程中加以總結與思考,而不能單純寄希望所謂先知式的整體性制度設計。當然,強調從現實治理層面求解現代性的制度弊端,并非意味著將現實治理與理想創制的絕對對立,而是應當實現二者的相得益彰,在理想制度的指引下推進現實治理,在現實治理的保障下夯實理想創制的基礎。

  第二,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手段與革命理想主義目的之間的矛盾,需要引入“不斷革命”的理念以縫合二者的溝壑。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預設中,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價值反撥及其“對偶性”存在,盡管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質性差別,但社會主義首先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發達生產力的充分繼承基礎上。然而,社會主義在從理論向實踐轉移的過程中,卻是生長在生產力較為落后的現實情境中。可以說,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主義實踐運動,都未能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預想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發生。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也是如此,并且他更多地通過變革生產關系的形式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理論早在《矛盾論》中就已經產生,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才真正被付諸現實實踐。這一不同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理論與實踐,在一些國外學者那里被直接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在以“非正統性”方式將生產關系的變革置于優先地位后,鞏固發展社會主義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重心。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僅有的幾條關于堅持、發展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規定”,主要集中在《〈哥達綱領〉批判》,其中對社會主義的規定性是從生產關系層面作出的,諸如公有制、按勞分配等。在馬克思的預設中,社會主義首先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自然不需要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再對生產力的發展給予更多關注。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歷史境況,使毛澤東在建國后尤其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仍然將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與現代化——作為整個工作的重心,盡管后來轉移到“以階級斗爭為綱”,但在毛澤東的深層理論思考中,“抓革命”從根本上不過是為了更好地“促生產”。伴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即發展現代化必須依靠專業化的科層官僚與管理體制,這在毛澤東看來不僅是社會關系與權力關系的變質,更直接導致了危險的社會模式與價值趨向,諸如加大精英與平民之間的價值分野、擴大城市與農村之間對立等。可以說,毛澤東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的主要擔憂不僅是經濟發展太慢,更是在經濟取得一定發展的同時所面臨的現代性弊端,即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方式實現的經濟增長,正以一種蘊含消除共產主義革命目標的危險方式在進行。也就是說,原先用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手段,在其展開過程中反而導致理想主義目標的退卻。這一手段與目的之間的矛盾,構成了困擾毛澤東晚年的核心問題。概括而言,他所采取的以整體規避現代性弊端的措施就是“不斷革命”的理念,即不斷運用革命的方式來整合作為手段的現代化在推進過程中所產生的價值分野,從而保證現代化能夠在一種符合理想規定的價值框架內加以推進。

  第三,革命現代性的矛盾以及“不斷革命”理念,構成了毛澤東自我探索與毛澤東研究的“元問題”。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非將現代化視為評判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更多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公平的評判價值,但他們又將現代化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前提。現代化的前提作用,與現代化并非是主要評價標準之間,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存在著矛盾的悖論關系。這種悖論式關系也被毛澤東所延續與繼承,并成為毛澤東建國后不斷求解上述矛盾的真實寫照。一方面,毛澤東堅信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但在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不斷面臨其弊端與困境的拷問。例如,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官僚與資本主義“職業經理人”的區別何在;以經濟原則為衡量標準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何在;在經濟原則主導下,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究竟何在,等等。“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目的’的追問,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在于發展生產力還是人民民主的追問,是對社會主義的歷史目的論的追問,這種歷史目的論預設了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改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合目的的統一’。”也就是說,毛澤東一方面堅持工業化前提,另一方面又追求其預設的理想社會目標。從理想的理論模型而言,二者應當是合二為一的,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二者的不斷沖突與矛盾構成了毛澤東現代性憂患的核心內容。有學者認為,毛澤東解決上述現代性困境的途徑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主要體現在: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漫長時期確實是經濟因素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一旦無產階級開創了經濟基礎不再起決定性作用的新時代,那么歷史唯物主義應當采取新的形式,即超越經濟因素的基礎性作用,轉向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造就的“主人翁意識”,這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所在。毛澤東始終相信社會主義具有克服現代性弊端的能力,這就是通過“不斷革命”的理念加以實現的,具體表現在經濟維度的革命,如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的工業化、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革命等。在上述“不斷革命”的實踐形式中,毛澤東始終將群眾運動視為釋放現代性矛盾的重要手段。這種釋放矛盾的做法,與毛澤東堅信社會主義具有解決現代性矛盾的能力密切相關。問題是,上述矛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框架中并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反而陷入更加無窮交錯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毛澤東式的悖論循環”。換言之,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其進步性和科學合理性首先是建立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維度(工業化和現代化),但高度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所生產的諸如“三大差別”的“副產品”,卻與社會主義現代性設想的思路之間發生深刻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用革命的方式對現代性弊端的攻擊與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對現代化的威脅。這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或毛澤東的思想邏輯中,又構成了對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發展進步的威脅。這就是存在于毛澤東深層思想邏輯構架中的革命與現代性之間的二難困境,而這一矛盾從整體性意義上而言構成了影響毛澤東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元問題”。

  三、超越資本現代性意識:共產主義與現代性重構的歷史基座

  毛澤東“不斷革命”思想的提出,經歷了一個不斷成熟與完善的過程。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對此問題表達過相關理論思考,但并未以系統化理論化方式加以集中呈現。例如,《新民主主義論》關于中國革命發展的階段性問題,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乃至最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走向共產主義,構成了革命的不同發展階段,這一動態的歷史發展性實質上就是“不斷革命”理念的彰顯。以比較系統化的方式提出“不斷革命”理論是在建國之后,就目前相關材料的披露看,最初是毛澤東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提出,1月31日通過的《工作方法論六十條(草案)》集中闡釋了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思想。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進行的,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再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思想政治的革命,因此,他提出革命要不斷向前推進,而此時繼續革命的對象就在于發動技術上的偉大革命。需要注意的是,此時毛澤東之所以以技術革命作為不斷革命的對象,主要是如前所分析的那樣,通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夯實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這是毛澤東建國后一直存在的作為先進的社會主義理想與落后的現實境況之間張力關系所決定的一種“落后的憂患”。他曾多次談及這個問題,例如,1956年8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的講話曾提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當然,從毛澤東提出“不斷革命”理念的具體歷史情境而言,他當時更側重于推進經濟技術層面的變革,這與后來“不斷革命”理論內涵的變化存在明顯區別。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前后所推動的從經濟技術層面的不斷革命,才催生了后來不斷革命理念的變化,即現代化的推進所帶來的現代性弊病,促使毛澤東用“不斷革命”的方式來消解。而此時的“不斷革命”已經不再是所謂的經濟技術革命,而是通過思想政治層面的革命來重構社會主義的現代性,以整合現實治理與理想創制、革命手段與理性目標之間的價值分野。需要強調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不斷革命”理論盡管在形式上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許多學者據此將毛澤東的上述理論直接溯源于托氏,諸如韋政通就曾將“不斷革命”視為毛澤東晚年“文革”的理論基礎,并將其歸根于托氏的“不斷革命論”,但二者之間明顯存在著質性差別。毛澤東本人在1月28日的講話中就不贊成將他提出的“不斷革命”雷同于托氏。托氏的“不斷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規定性就是,民主革命需要立即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從而不斷革命。很明顯,這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間存在明顯差別,并且毛澤東后來將“不斷革命”視為求解現代性弊端手段的嘗試也是托氏“不斷革命”理論所沒有的。毛澤東的“不斷革命”理論,從根基上具有透視共產主義與重構現代性的雙重理論規定性,具體而言:

  一方面,“不斷革命”構成毛澤東透視共產主義并指引理想走向的重要中介與手段。在毛澤東理論構架中存在的共產主義思想,盡管從總體性的理論規定而言從屬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設想——“馬恩設想”,即作為資本主義現代性之替代性方案而存在的未來社會理想藍圖,主要包括生產資料的純粹公有制、經濟運行方式的純粹計劃經濟以及分配方式的純粹按勞分配,并且毛澤東結合中國歷史傳統與革命戰爭的經驗對此作出突破性發展,諸如以階級斗爭為綱并輔之以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理念等。在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觀中,始終存在著價值與目標的緊張張力關系,即求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問題的價值導向與實現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之間的沖動。換言之,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究竟如何形塑毛澤東現實實踐的價值導向,是研究這一問題的重要方面。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中,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的理論預設,更多是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上。隨著以社會主義的形式實現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的順利解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作為歷史必然性的發展導向,其最終實現已經蘊含著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這在西方一些學者那里成了批判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是線性進步主義的把柄所在,尤其第二國際理論家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置于“進步”中心之環的操作路徑,更是受到西方學界的責難與批評。本雅明甚至提出,對進步概念的理解必須首先將其置于災難的基礎上,進步主義對于歷史唯物主義而言意味著災難化的開始。

  對此,毛澤東也以隱性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對蘇聯那種強調單純依靠經濟發展就能保證共產主義到來的線性進步論表達了不同意見,明確將共產主義的未來目標與現實的實踐活動相互掛鉤,強調在發展物質性前提的同時,仍然要注重對思想政治的不斷改造與社會政治行動的不斷推進,即以“不斷革命”的理念指導現實的社會實踐,并在不斷變動的實踐活動中導向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這也是毛澤東晚年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仍然不斷發動革命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他在發動“文革”之初就曾考慮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需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邁斯納曾將毛澤東通過“不斷革命”手段實現、維護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做法,視為毛澤東主義區別于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特色所在,因為毛澤東從未相信單純依靠生產力的進步便可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反復強調,只有自覺地追求馬克思主義的目標,完善共產主義社會或組織的萌芽,普及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并在普及過程中使之內在化,創造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前提,共產主義才會實現。”

  另一方面,“革命烏托邦理想”與“客觀歷史局限性”之間的矛盾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紅旗變色”的強烈憂患,需要借助“不斷革命”的手段加以消弭。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面臨的是一盤散沙、積貧積弱的落后局面,共產主義理想圖景的理論規定與現實歷史局限性凸顯的巨大矛盾性,促使毛澤東必須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式以實現上述距離的彌補。有學者認為,在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框架中,存在著革命現代化相互矛盾的兩極,并且晚年毛澤東因為系列因素的綜合制約,使得革命傾向壓倒現代化傾向,成為支配晚年毛澤東思想與實踐的主流話語。這種觀點有其合理之處,問題是革命與現代化其實在毛澤東那里并非一開始就是相互矛盾與對立的兩極,而是處于相互融合的統一體中。

  革命對現代化前提的掃清以及現代化對革命理想的物質基礎性奠基作用,二者之間是相互交織、密不可分的。毛澤東建國后發動的系列革命運動不僅不是對現代化邏輯的壓倒,反而是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以革命的方式為現代化的合理性推進提供保障。后來伴隨現代化的推進,以及在此進程中形成的工具理性的“鐵籠”效應與革命理想消逝等現代性弊端不斷呈現,引起毛澤東的深刻憂患后,“不斷革命”的理念才不斷呈現并取得強勢話語地位。加拿大學者周杰榮指出,革命與現代化之間的二元互動關系(甚至在特定階段呈現出的緊張對立關系)是理解毛澤東理論與實踐的關鍵模型,一方面,毛澤東趕超西方、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很大程度是基于中國近現代積貧積弱現實生存情境所形成的;另一方面,他所期冀的理想社會藍圖是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又避免西式現代化道路進程中的弊端,寄希望建立一個消除剝削、壓迫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結構。在毛澤東的深層邏輯構架中,革命與現代化的兩極并非是處于全然排他性(mutually exclusive)的關系格局中,而是通過建構一種“革命的現代化”(r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兩極。魏斐德也認為,在毛澤東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歷史與意志之間的深刻矛盾,本質上就是作為“官僚政治的規范化”的歷史與“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意志之間的尖銳對立。這一似乎無解的矛盾直接形塑了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進展,甚至最后以“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碎一切的極端主義形式而結尾。

  概言之,從現代性產生與發展的歷史看,現代性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革命意蘊,革命與現代性之間保持了緊密的張力關系。毛澤東以革命的姿態直面中國現代性問題,運用“革命的現代性”統籌中國現代性的當代重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一方面,革命的現代性的主詞是現代性,其以徹底的革命性方式為中國現代性的當代建構構筑了堅實基礎,例如以工業化與現代化為基座、以現代性的制度建構為支撐、以思想文化層面的革命性啟蒙為保障等。上述關于現代性建構的多維視角,從根基上有利回擊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將毛澤東刻意裝扮為反現代性的前現代草根浪漫主義者的錯誤觀點。另一方面,毛澤東基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基座來重構中國現代性,超越了歷史發展的終結論與循環論,為中國現代性的建構開辟了廣闊的可能性空間。無論是從中國近代以來現代性求索的艱難歷史出發——學習西方現代性卻始終面臨挨打的窘境,還是從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現代性批判的理論維度而言,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建構都需要立足于社會主義的歷史基座來加以推進,區分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西式現代性與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導向的中國現代性方案之間存在的質性差別。在建構中國現代性的過程中積極探尋駕馭資本邏輯的路徑,不僅是毛澤東“革命現代性”艱辛求索的理論主題,而且是當前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面臨的重大課題。毛澤東關于中國現代性方案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產。這是由一個個開放性的問題所組成的。例如,如何在繼續推進現代化的基礎上,完成對前現代意識的進一步批判與超越;如何使這種批判性超越得以從物質層面上升到思想深層次結構層面,對前現代意識展開革命性批判;如何在革命與現代性之間,尋求一種相互制衡的恰當張力關系?即一方面使革命的批判性維度不至于無限擴展并成為否定現代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又確保不因現代性的制度化建構所產生的惰性,成為壓制革命意識的藩籬。上述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開放性的姿態存在的,需要結合現實不斷變動的實踐展開持續、審慎的理論思考。

  (作者簡介:張明,哲學博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研究。)

來源:《現代哲學》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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