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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抓醫療:從“送瘟神”到“6·26指示”

李克勤 · 2019-06-17 · 來源: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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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醫療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農民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并被作為“中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推廣。

  毛主席“6·26指示”開啟農村醫療新局面。

  民間有個說法:“治頑癥,下猛藥”。問題是診斷頑癥需要有膽有識,下猛藥更要敢作敢為。尤其要注意的是,歷史上真正治理頑癥的成功案例,往往是決策者有超前意識,也就是頑癥初現端倪,人們卻沒有警覺的時候,就敢于下猛藥治理。這方面我們的的確確要老老實實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學習。著名的6·26指示,可謂是主席治療新中國衛生事業頑癥的一劑猛藥中的猛藥。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真是藥到病除,立竿見影,令世人嘆服,可謂絕世無雙的道器變通。

  (一)

 

  根據歷史資料,早在1933年,毛主席在長岡鄉調查時就指出:

  【疾病是蘇區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在20多年的革命戰爭歲月中,毛主席關注紅軍醫院的建設,提倡中西醫相互團結,對根據地醫藥衛生工作作過多次指示。當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毛主席再一次把農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衛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來服務。

  1945年4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時指出:

  【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在勾勒新中國的藍圖時,他強調,

  【“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建國后,毛主席領導了衛生工作方針的制定,為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2年3月16日,由于反細菌戰爭的需要,毛主席在閱讀新華社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分社報送新華總社的防疫工作資料后。批給周恩來、聶榮臻、粟裕:

  【應通令東北軍區、華北軍區、華東軍區及華南軍區仿志愿軍辦法組織防疫機構。進行清潔衛生工作。】

  于是一場規模宏大的、全民性的愛國衛生運動迅速掀起:這場受五萬萬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這年8月3日,毛主席在年度國家預算草案報告稿上批示說:

  【在實施增產節約的同時,必須注意職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記后一方面,那是不對的。】

  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毛主席為大會題詞:

  【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

  會議把“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定為工作方針之一。確立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方向。

  對于當時有些干部輕視衛生工作的情況,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提出批評,并要求:

  【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

  (二)

 

  在毛主席的關懷和領導下,新中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衛生革命。

  以防治血吸蟲病為例,最能體現毛主席對人民群眾健康的關懷。

  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解放前,疫區遍及江南12個省、市的350個縣,患者1000萬人,受感染威脅的人口達1億以上。由于歷代反動統治者不顧人民的疾苦,致使血吸蟲病愈演愈烈。

  解放后,毛主席黨中央非常重視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00多名醫務人員進駐重疫區余江除滅血吸蟲病,治好千余人。

  1955年冬,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和"限期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毛主席還親自到湖北疫區視察,在杭州親自制定規劃。

  1956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強調"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并且把消滅血吸蟲病寫進了《農業發展綱要40條》。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派出大批醫療隊到疫區進行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顯的效果,疫區余江縣人們提出了"半年準備,一年戰斗,半年掃尾"的口號,發揮沖天干勁,與瘟神作戰。并大力興修水利,填平溝壑,根絕血吸蟲的滋生地,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卓有成效。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用頭版頭條刊載了題為"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經過"的社論。

  毛主席讀后十分欣慰,徹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便寫了這兩首詩。

  毛主席寫道: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毛主席還在詩題下用一段優美的文字描述了作詩時的喜悅心情: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現在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于過去打過我們的一個或者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到疫情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三)

 

  除了血吸蟲以外,毛主席領導新中國下猛藥治頑癥取得的成果舉世聞名。

  霍亂很快在我國絕跡。

  1955年,人間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國范圍內基本被消滅。

  1960年代初天花已告滅絕,比天花在世界范圍滅絕早了十余年;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

  可是我們的偉大領袖并沒有沾沾自喜,裹足不前。他敏銳發現,我國農村的醫療體系問題依然突出。

  毛主席“626指示”可謂猛藥中的猛藥。

  

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抓醫療:從“送瘟神”到“6·26指示”

  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主席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

  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后,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

  毛主席聽到這組數字,他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

  【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一個多月后,毛主席再次召見衛生部長錢信忠等人,討論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事情。在這次談話中,毛主席重點談了改善農民醫療條件的問題,并且提出了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總構想。

  毛主席說:

  【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5億多農民。

  毛主席接著說: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生學3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626指示"發出后,一方面促使衛生部逐步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農村;另一方面指示極大鼓舞了廣大醫務工作者投身農村建設的熱情,激發了農村群眾徹底改變疾病叢生的落后面貌的決心。

  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農村醫務工作者及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65%以上用于農村。而指示對農村巡回醫療和合作醫療的有力推動,更為改變農村醫療衛生面貌奠定了基礎。

  其中有兩個顯著成體系的道器變通之變:

  第一,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作為一種制度大大得到強化。

  這種制度不復雜,只是要求城市凡主治醫師以上的醫藥衛生技術人員,除年老體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輪流參加。在巡回醫療中大批醫務工作者下鄉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深入農民家中或田間地頭看病治療。很多知名的專家也紛紛下鄉,在為群眾看病的同時,手把手地輔導農村衛生人員,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培訓出的"赤腳醫生"成為了為農民提供初級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底,全國有赤腳醫生150多萬,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后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70%以上分配到農村。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衛生院。巡回醫療制度一直延續至今。其間還出現了對口支援、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等形式。

  第二,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建立起來。

  衛生部選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縣、北京通縣和湖南省湘陰縣四個地方進行試點,總結了很多切實可行的經驗。

  1968年底,毛主席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稱贊"合作醫療好"。

  

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抓醫療:從“送瘟神”到“6·26指示”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湖北省宜昌地區長陽縣樂園公社成功舉辦合作醫療的試點經驗

  1966年春,長陽縣樂園公社經歷了一場罕見的大疫情,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上了百日咳、麻疹、腦炎等流行疾病。僅杜家村大隊耳廂生產隊在一天內就死了4個麻疹合并肺炎患兒。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長陽縣委、縣人委一面指揮控制,一面由縣衛生局局長帶隊在樂園公社開展農村衛生工作改革和整頓試點,以“合作醫療”辦法開展治病防病。

  

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抓醫療:從“送瘟神”到“6·26指示”

  覃祥官(右一)深夜出診

  從1966年8月開始,以覃祥官為代表的醫務工作者一心撲在杜家村大隊的合作醫療試點上,創立了合作醫療新制度。這種合作醫療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0.5元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掛號費,吃藥不另交錢。同時,以“三土”(土醫、土藥、土藥房)、“四自”(自種、自采、自制、自用)為特點,大隊衛生室和小隊土藥房都開辟了藥園,種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藥物。由于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體現了“出錢不多,治療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隊”的好處,深受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

  

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抓醫療:從“送瘟神”到“6·26指示”

  覃祥官(左一)與社員一起參加學習

  1968年,中央有關部門專門就該報道進行核實,并在北京郊區黃村、良鄉兩個公社開了2次座談會。在黨中央高度重視下,同年12月5日,一篇題為《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文章及《黃村、良鄉公社對樂園公社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在長陽縣檔案館還保存著珠江電影制片廠當年拍攝的紀錄片《合作醫療好》,長陽縣合作醫療的成功經驗迅速傳遍全國,覃祥官作為擁護合作醫療制度好醫生的典型被濃墨重彩地寫入報道為全國人民熟知。

  

毛主席下猛藥治頑疾抓醫療:從“送瘟神”到“6·26指示”

  1976年9月,覃祥官(中)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

  隨后,土家山寨掀起了大辦合作醫療高潮,到1974年初,全縣有435個大隊實現了合作醫療,占99.77%。參加合作醫療人數占90.3%,有365個大隊建立了合作醫療站,赤腳醫生達642人。有一批生產隊辦起了“土藥房”,參與者達3500人。在當時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合作醫療的成功推行,驗證了這種制度的優越性,解決了群眾治病吃藥的困難,提高了醫生群眾覺悟,使預防為主的方針落實到行動中,通過民主管理基金增強了農民維護好、用好基金的自覺性。從1969年到70年代末期,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

  大辦合作醫療的政治動員促成了1969年合作醫療的高潮,到1976年全國普及率達到90%以上。

  合作醫療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農民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并被作為“中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推廣。

  毛主席針對醫療上遇到的全國性頑疾,下猛藥醫治,可謂穩準狠。

  那么短的時間,花的成本那樣低,效果卻是那樣的快那樣好,難道不是神奇的道器變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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