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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運營一個生態農業生產團隊?學學大寨的管理經驗吧!

張懷英 · 2019-06-14 · 來源:稻菽千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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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

  改良土壤、密植、移苗、改變施肥習慣:沒錯,現在還要農業學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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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張懷英

  轉載編輯|老   灶

  后臺編輯|馬劉兒

  作者簡介

  張懷英:山西省昔陽縣的老縣委書記,他和陳永貴從1946年相識到1986年陳永貴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戰斗友誼。正是他發現和扶持了大寨陳永貴這個典型。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延安就提出過“精耕細作,耕三余一”的口號,在抗日根據地都進行過精耕細作的試驗。昔陽縣在1945年解放以后,縣委、縣政府每年秋天都要開一次勞模會,研究“精耕細作、科學種田”的經驗。

 

  挑戰傳統的耕作經驗

  1955 年,我召集陳永貴、張老太、王殿俊、喬顯福、耿德華等一些勞動模范開座談會,商量推廣科學種田的經驗,重點是在“巧”字上做文章。到會的人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傳統農業技術方面的經驗,如對耕地不僅要深耕加肥,還要多鋤細鋤。什么:

  “耕三耙二鋤五遍,八米二糠永不變。”

  “上午鋤下午割,一畝地多三割。”

  “黑豆穿黃衫,趕一小布衫。”意思是黑豆黃了葉再鋤上一遍,也能夠趕回一天的工資來。

  “黑豆挖了蛋,一畝地打八石。”意思是黑豆要深鋤。

  當時又提出來“合理密植”,要增加株數。到底一畝地種多少,說法并不一樣。什么:

  “玉茭地里臥下牛,還嫌玉茭稠。”

  “好地放下斗,劣地臥下狗。”是說種谷時留苗的稠稀。

  除了密植以外,大家還提出了調茬的問題,就是一塊地里不能年年種一樣莊稼,要隔一年挨一年。特別是谷地,農村有“重茬谷,手上哭”等說法。

  到會的人提出的這些巧種田的農諺到底有多大的科學性,又如何具體運用呢?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試驗推廣。有些農諺是相反的,如有的人說“立了秋,掛鋤鉤”,有的說法卻是“立了秋,再加鋤”,到底哪個說法對呢?要進行試驗。

  在幾年的試驗中,我發現陳永貴做得最認真,效果也最明顯。如“立了秋,再加鋤”這個經驗,早在1950年我就讓思樂村的一位農民做了試驗,在同樣的一塊地里一邊加鋤,一邊不加鋤,到秋天單收單打,打的結果是一樣的,證明立秋加鋤的說法不對。1955年夏,我又讓陳永貴與虹橋關的支部書記同時進行了一次試驗,到秋天分打。這次試驗的結果是:把打下的玉茭用斗過,還是一樣;可是用秤一稱,名堂出來了,一斗多半斤,一石多五斤。這時候,虹橋關的支部書記告訴我,他還試驗了一塊谷,在同樣一塊地里加鋤和不加鋤,收打的結果是一樣的,可是一碾米,差異出來了,加鋤的一石谷出七斗米,不加鋤的一石谷出六斗五升米。這些試驗的具體資料有利地證明了加鋤能增產。需要注意的是立秋后加鋤不能深,只能淺鋤。

  大量的事實既教育了社員,也讓陳永貴進一步認識到科學種田的作用。他在生產隊里成立了科研小組,專門研究科學種田。

  對“合理密植”問題,大寨人認為隨著地力的提高,過去那種“玉茭地里臥下牛”的老經驗不適應了,主張增加株數。可是卻遇到一些習慣勢力的阻礙。他們的說法是“稀了年年收,稠了碰年頭”,聽著也很有道理。陳永貴和科研小組的人為了從實踐中取得經驗,拿出資料教育群眾,在同樣一塊地里進行稠稀對比試驗。試驗的結果是稀的少收,稠的多收。這些事實教育了有保守思想的群眾,密植逐年推開。每畝留苗由原來的八九百株逐年增加到兩千三四百株,產量也由一二百斤增加到七八百斤。

 

  發明移苗補栽技術

  充分利用土地是增產的根本。可是因為天旱、蟲害等原因,玉米地里每年缺苗5%到10%是常有的事,谷地更是捉苗難,同樣的年頭也是缺苗10%左右,有的時候甚至缺苗30%到40%,出現大片大片的缺苗斷壟現象。就算補種上,效果也不好,因為莊稼也競爭,爭水爭肥,后種的莊稼吸收不到充足的養分和光照,長得又弱又小,群眾叫它是“歇涼苗”。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科研組的人反復琢磨著這個事情。

  1956年夏天鋤地時,有個社員望著稠一片稀一片的谷苗對人說:“要是谷苗也能栽,那就好了。”別人聽了把這當成笑話,都說:“自古以來就有移瓜移菜,哪有移栽莊稼的事?要是能移栽,早有人這樣干了。”

  可是這么一聊,有人就想起一回事來。過去有些年頭間谷時,人們把拔掉的谷苗扔到地邊。有時候當天正好下雨,扔掉的谷苗常常就活了,這說明谷苗移栽是有可能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了半天,打開了干部的思想。陳永貴說:“那好,咱們在試驗田里試一試。”

  試驗的結果證明只要技術掌握好,移栽后馬上澆水,栽下的谷苗就能活,特別是雨后移栽,效果最好。

  移栽谷苗成功后,他們又進行了玉米、高梁的移栽試驗,效果都很好。從此以后,大寨人再也不怕缺苗斷壟了。他們實行缺一苗補一苗的辦法,基本消滅了莊稼缺苗現象,產量更加有了保障。

  大寨移栽谷苗、玉茭的試驗成功后,縣里號召在全縣普遍推廣,取得了很好效果。

  移栽成功了,缺苗斷壟的現象消滅了,大寨人又在這個基礎上悟出一個道理:既然缺苗斷壟能移栽,大面積的缺苗也應該可以移栽。這個想法在不久以后就派上了用場。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襲擊后,有120畝的谷苗被打成了碎末,造成大面積缺苗,有人估計只能收二三成。1972年,由于嚴重的旱災,又有100多畝地大面積缺苗,其中150畝谷子只出了40%的苗。災后,鄰村把間出的谷苗送到大寨,大寨的男女老少齊下地,實行大面積移栽,轉眼間,又是滿地齊刷刷的谷子。所以在這兩個災年中,大寨的谷子都是大豐收。社員們都說 :“這兩個災年谷子大豐收,真是奇跡。”這個奇跡,一個是反對保守思想的結果,一個是依靠集體力量的結果。如果沒有集體的力量,那么大面積的缺苗,一家一戶在有限的時間內是難以補全的。

 

  挑戰傳統的耕作經驗

  農民是現實的,他們看見玉米株數不斷增加,產量也不斷提高,就又產生了另一種偏向,說“種稀了危險,種稠了保險”,出現了盲目追求高株數的現象。

  1960年4月,正當玉米開始播種的時候,我到趙壁下鄉,檢查播種情況。我發現一些生產隊長和一些年輕人提出要把玉茭株數每畝增加到 3000至4000株。我找勞動模范喬顯福等人商量說:“一畝地種到 3000株、4000株行不行?”

  喬顯福認為:“這幾年來產生了另一種偏向,還沒有被人認識。過去稀種是因為地力不足,給人一種錯覺,以為稀植保險。集體化以后,隨著肥料的增加,進行了合理密植后,增產了,人們又以為種稠了保險,稀了危險。其實這都是片面的。玉茭生長不只是要吃飽喝好,還要通風透光。你看坡地上梯田的莊稼,靠邊的那兩行玉茭穗頭總是比中間的大,原因就是通風透光好。”

  我覺得喬顯福說的蠻有理,立即在黃巖村召開了附近六社黨委書記會議,提出堅決制止盲目密植。在這次會上,縣里管農業的副書記田根棟說他也發現了這個現象,正準備給我打電話。

  會后,我返到大寨,看到陳永貴也正在商量今年的種植株數問題。他也說 :“這幾年來在種植上出現了另一個偏向,只知道追求株數多。這并不科學。”還說:“我這兩年正在琢磨著一個問題:過去總是溝地的莊稼長得好,梁地的莊稼長得差。可是這幾年變了,溝地和梁上的莊稼長得一樣好。這當然有梁上梯田肥料增加的原因,可是溝地的肥料照樣增加,怎么沒有錦上添花呢?”

  陳永貴琢磨來琢磨去,得出的原因就是梁上的地通風透光條件好,溝里的通風透光條件差。看來溝里的玉米恐怕是種的株數太多了,應該適當減株。我聽了陳永貴的分析,連聲說:“有道理!有道理!你今年一定要把溝地的株數減下來。”

  可是,陳永貴開支部會討論的時候,遇到了很大分歧。大隊長賈承讓首先不贊成。要是別人反對這還比較好辦,可是賈承讓出面反對,麻煩就大了。人們都知道,在大寨,第一個種地把式是陳永貴,第二個就是賈承讓。

  陳永貴舉例說:“這幾年溝地里的玉米出現穗子小,還有空桿現象,這是什么原因呢?還不是通風透光不好?”接著陳永貴又說 :“這幾年來人們贊揚大寨三個一樣,‘山上山下一個樣,近地遠地一個樣,里里外外一個樣’。這跟過去相比當然是好現象,可是細細琢磨,這里邊也是有問題的。好地同樣加工加肥,怎么跟劣地一樣打糧?這里邊總有原因。”

  賈承讓不接受這個看法,說:“過去反對保守思想,提出密植的是你,如今提出減株的又是你。反正你是常有理。”陳永貴一聽就“哈哈哈”地笑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咱們今年你試一塊兒,我試一塊兒,看看到底怎么樣。”

  賈承讓接受了挑戰。他在種地時,讓株距比陳永貴的株距縮短二寸。社員們聽說支部書記和大隊長搞對頭賽,都很感興趣,都在等著瞧結果。

  人常說,八月老漢會種田。到了八月,人們仍然拿不準,說到秋天看吧。

  其實沒有等到秋天,玉米一出穗,人們就看出了長短。陳永貴種的那塊地穗子沉甸甸地往下耷拉,賈承讓種的那塊地穗子一個個直直向上,直沖天半。有人說“承讓輸了”,可是賈承讓并不服氣,說:“我種的這塊兒地穗子雖說結的小,可是苗多穗多呀!產量誰高誰低還不一定呢!”

  出乎賈承讓意料的是,秋后一收打,陳永貴那塊畝產達到1120斤,賈承讓的只有1000掛零。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賈承讓認輸了。他深有感慨地說:“種地這門學問看來容易做來難。真是七年學個買賣人,一輩子也學不會個莊稼人。種莊稼也得研究新知識,靠老經驗吃不開了。”

  大寨人在玉米種植上,從稀植到密植,又到適當減株、合理密植的過程得出這樣一條經驗:莊稼地里學問深,要不斷根據新情況,研究新問題,不能死守老一套。

  大寨人在地力增加,肥料增加的基礎上,又實行了精耕細作,保證莊稼吃飽喝好,后來又知道了莊稼要長好,還要通風透光的道理。于是,他們又創造性地提出了“行寬株密”,“四不專種三不空”的種田法。

  “四不專種”就是豆麻瓜菜不專種,實行高桿作物和低桿作物、草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糧食和蔬菜間作、帶種和混種,實現一地多用。“三不空”是地邊、地墻根、地角不空。大寨的地塊小,地邊、地墻、地角特別多,把這些地方都利用起來,潛力是很大的。

  后來,大寨人逐漸認識到,密植不光是多加幾根株數的問題,廣義來說,“四不專種三不空”也屬于合理密植的范疇。

 

  磷肥的試驗和推廣

  賈承讓雖然知道他的種地經驗不如陳永貴,可是多年來,他在種地的方方面面總想跟陳永貴比個高低。通過密植到減株這項試驗,賈承讓不僅承認了陳永貴比自己高,更重要的是認識到種莊稼要根據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學習新知識。

  1956年,全縣畝產千斤田不斷出現,有的甚至達到一千三四,生產倒流的思想出現了。這時全縣人民都認識到了集體化的優越性,有人說 :“農業社有的地塊兒能打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這真是奇跡。”也有人說:“車寺萬圓堂,騾馬成群糞成山,沒有打過農業社的一千三。”意思是產量不能再多了。

  地的潛力到底有多大,一畝地到底最多能打多少?1956年春天開完三干會議后,我找陳永貴商量說:“試辦初級社以來,畝產一千四五的地塊并不罕見。能不能打到兩千?你是不是選一塊兒好地,各方面都下點兒功夫試一試?”

  陳永貴滿口答應說:“行行行!”

  這年,陳永貴選了一畝地,肥料上得很足,特別是大糞上得多。這種肥含氮多。苗出來二尺高的時候,又增施了一次堆肥,每畝留苗 2000 株。以陳永貴當時的估計,每株出兩穗,一穗平均打六兩,就是兩千多斤。

  這一畝玉米長到7月中旬,就長得一人多高,二指寬的葉片黑黑的,長勢特別茂盛。陳永貴高興地引著我看了一次,我也很高興,要他精心管理。沒想到到了抽穗的時候,一場大風刮過,這一畝玉米都被一甩兩節,有的斷成三節,顆粒無收。

  我問陳永貴:“這是什么原因?為什么別的地都沒有倒了,只有這塊兒地不僅倒了,而且斷成了好幾節?”陳永貴說:“莊稼長得好,稈長得脆。”我說:“怎么這塊兒地就長得這么脆呢?”陳永貴說:“我也說不來。”

  后來陳永貴和科研組的人反復琢磨,才知道這塊地的氮肥上得太多,缺乏磷肥,所以秸稈不硬。陳永貴很重視科技人員的意見,就開始使用磷肥。

  大寨村是 1958 年開始試驗用磷肥的。他們在一塊地里用磷肥做堆肥,結果到玉茭黃了皮去刨時,發現磷肥還是灰面面,一點也沒有被吸收。大家覺得很怪,怎么這白面面(指氮肥)頂用,而灰面面沒用呢?

  這時,有人失去了試驗的信心,說:“這灰面面不行,再不要花錢白誤工了。”陳永貴、賈承讓卻不這么看,也沒有打退堂鼓。他們想:國家辦磷肥廠難道沒有根據,就是為了產廢品?恐怕不是磷肥不頂用,而是咱們的使用方法不對頭。于是,他們去找科技人員商量,這才知道磷肥難分解,見效慢,這是它的特點。

  陳永貴和農科院的人針對這個特點,把磷肥搗爛摻到農家肥里繼續試驗,第二年還是沒有成功。

  到了第三年,他們又把磷肥和人糞、羊糞混合起來,加上水,制成顆粒狀,再一次進行試驗。這一次效果比前兩次好,但是費工多,不便于推廣。

  直到第四年,大寨人把磷肥和人糞、羊糞、騾馬糞用水攪拌起來,發酵一個多月,然后上到地里。這一下,灰面面都化開了,磷肥的效果也大大發揮出來了。凡是上了磷肥的莊稼不但扎根深、鋪得廣、秸桿硬、能抗風,而且籽粒飽滿。同時,100斤玉米棒子不上磷肥的脫粒 60來斤,上了磷肥的能脫粒70來斤。從此,使用磷肥才大面積推廣開來。

 

  科學施肥

  陳永貴和大寨人經過大量試驗,對過去傳統的耕作技術都進行了批判性的運用。比如過去說“莊稼沒巧,肥多就好”、“莊稼一枝花,全憑糞當家”,這些話都說明了肥的作用。但是怎么具體使用肥料,還應該根據肥性、土質,不能單純地說肥多就好。比如初級社時,在小北峪溝的二分谷地里上了爐渣,效果很好,獲得了增產。第二年推廣到麻黃溝的二畝地里,畝施爐渣肥200多擔,滿以為一定能夠高產,沒想到事與愿違,這二畝地的莊稼越長越沒勁,反而減了產。

  為什么頭一年增產,第二年減了產呢?陳永貴有點糊涂了,甚至大發雷霆。后來他跟老農和科技人員一起分析研究,認識到爐渣固然是一種好肥料,但要看施到什么地里。小北峪溝那塊地是紅土地,粘性大,麻黃溝的地是沙地,上了爐渣肥,土壤更稀疏,肥、水流失也更嚴重,怎么能不減產呢?

  這個分析對不對呢?大家還有點拿不準。他們想,從實踐中得到的認識還必須到實踐中去檢驗。第三年,他們又在一塊紅土地上施了爐渣肥,果然又增了產,從而驗證了以上的認識。

  通過這一系列的試驗,大寨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科學施肥的制度,如冷性肥施在陽坡地上,熱性肥施在陰坡地上,爐渣肥施在粘土地里,炕土施在沙土地里,玉米多上磷肥,谷子多上羊糞等等。做到不同肥料施在不同的地里,最大限度地發揮肥料的作用。

 

  反驕破滿,一茬變兩茬

  1958年以前,大寨人是在傳統耕作經驗的基礎上,跟科技人員結合起來,具體分析、具體運用,使傳統農業技術得到了科學的運用。科學種田在大寨這塊土地上結下了累累碩果,也為全縣實行科學種田起到了示范作用。大寨陳永貴的名字在全縣越叫越響。

  1958年,毛主席提出農業“八字憲法”,大寨人在科學種田上得到了很大的啟示,認為“八字憲法”像一盞明燈,為他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們回顧初級社以來的道路,證明了毛主席的“八字憲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陳永貴說:“毛主席把‘土’字作為‘八字憲法’的第一個字,說明了土是基礎。咱從初級社以來,三戰狼窩掌、建設‘海綿田’都是從土開始的,結果是地越種越好,越種越多,產量也越來越高。這說明了毛主席的‘八字憲法’有強大的生命力。毛主席的‘八字憲法’每一個字都需要咱們貫徹執行,具體運用。”

  有的人說:“咱們這幾年來實際上是運用了毛主席的‘八字憲法’。咱們不光抓了土,還抓了肥,實行了密植,成績蠻不錯了。”

  從這話里,陳永貴敏銳地感覺到有一種生產到頂的思想,一種滿足于已經取得成績的思想。不進行反驕破滿,再前進是不可能的。于是,陳永貴領導大家開展了討論,用毛主席的“八字憲法”來對照大寨的生產。經過討論,大寨才知道咱們做的離毛主席的“八字憲法”還遠著哩。在討論的基礎上,陳永貴又返回到“土”字上來,說:“咱們這幾年的地力大大提高,肥水條件也大大改變,可是每年只能種一茬莊稼。能不能種兩茬呢?”

  人們都感覺到這不可能,說:“咱大寨處在太行山區,無霜期短,地溫低,怎么能一茬變兩茬呢?”陳永貴說:“咱們應該看到事情都在起變化。情況變了,種植也就得起變化。”賈承讓、梁便良也說:“從咱們前兩年走的道路看,能不能還要試試看。”

  原來在1956年和1958年,大寨就搞了這個試驗。事情是從試種小麥引起來的。

  過去大寨是不種小麥的,因為氣候寒冷,麥苗不能越冬。解放前大寨村有個富農種過一畝小麥,下了十幾斤種子,結果才收了 31 斤。集體化后,由于大量使用秸稈肥,土壤改良了,地溫提高了,試種小麥獲得了成功。但是低稈早熟的小麥相對來說產量趕不上玉米、谷子,所以每年種得很少。

  1956年谷苗移栽的新技術在大寨出現后,黨支部考慮,要是收了小麥栽上谷子,一年能收兩茬,種小麥就合算了。于是這一年和1958 年他們在小塊地里先后做了兩次試驗。結果證明移栽的谷子霜凍以前倒是能夠成熟,但有兩個難題限制了這個經驗的推廣。一個是收麥以后移栽谷子費工太多。那時還沒有搞機械化,這個困難無法解決;另一個是移栽谷苗需要水利條件,不然就得等雨。即使等來一場雨,也搶栽不了多少。因此,從1959年開始推廣了幾年,最多也只能搞到 20來畝,人們的積極性不高。

  1967年4月,毛主席 “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在全國廣為傳播后,黨支部又考慮實現這個一茬變兩茬的戰略目標。這不僅是提高糧食產量的問題,還有一個注意糧食品種的問題。于是,一茬變兩茬和多種小麥這件事就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但是幾經試驗,仍然解決不了缺工缺水的問題。有幾年,收麥以后復播了成熟期短的玉米和其他作物,用工雖然少了,但產量太低,往往種兩茬莊稼還沒有種一茬大秋作物收得多。

  經過學習“八字憲法”和反驕破滿的思想斗爭,黨支部把“粗糧變細糧,一茬變兩茬”連同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利化的奮斗目標一并提了出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陣勢就這樣全面展開了。

  這一次,試驗一茬變兩茬的任務落在了大寨1965年成立起來的科學實驗小組的肩上,領頭人是土改時的貧農會主席賈承運和年輕的共產黨員高玉良。他們同科技人員一起,總結了歷年來試驗的經驗教訓,又經過兩年的試驗,最后確定采用套種的辦法,實現一年兩作。具體做法是:秋天種小麥時,每三行留一個寬壟。第二年夏天小麥收割前 40天,在寬壟上播種玉米。由于近幾年機械化、水利化有了較快的發展,缺工缺水的矛盾也正在逐步解決。

  這種種植方法具有很多優點。大致說來,優點有三:

  一是通過兩茬莊稼交叉,解決了無霜期短的矛盾,而且兩茬莊稼共生期間互相沒有太大的影響;

  二是兩茬莊稼都是密中有稀,稀中有密——小麥行距、株距都密,但隔三行有個寬壟,玉米行距較寬,但株距可以加密,做到了種植株數不少于單作,同時還不影響通風透光 ;

  三是套種比移栽用工少得多,適宜于大面積推廣。再加上精心管理,他們從1972年后,試驗年年成功,成果年年擴大。

  1972年,套種的20畝玉米出土后,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年,苗子長得又黃又瘦。社員們氣得把這些苗叫做“麻繩頭”、“小老漢”,許多人都認為沒指望了。可是,賈承運、高玉良等科研人員毫不泄氣,帶領科學實驗小組的成員沒明沒黑地澆水、追肥、深刨、細管,努力促使苗子轉化。結果“麻繩頭”很快長成好莊稼。秋后,玉米畝產1070 斤,加上前茬小麥收獲的450斤,兩茬共打了1520斤。這就是說,部分土地已接近當初提出的“過江”后翻一番的目標。由于大寨的“海綿田”塊塊都很肥沃,部分土地能達到的產量,大面積種植也能夠達到。人們相信,今后隨著機械化、水利化的進一步發展,“過江”后翻一番的奮斗目標完全能夠實現。

  1973年,大寨村的小麥套種玉米面積已擴大到50畝,1974年更擴大到整100畝,實現了一茬變兩茬的目標。

  大寨人在反驕破滿的過程中,從實踐中一步一步認識到革命無止境、科學無頂點,過去一些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干的事情,經過試驗,都成了發展生產的新套套。比如過去雖然選優種,但是種子逐年退化,頭一兩年還好,到第三年就不行了。大寨人為了減緩種子的退化周期,每年秋天都有專人在田間、場上精選良種。選種時片選、穗選、粒選,并提出肥料足、長得太好的不選,有病蟲害的莊稼周圍更不選。由于年年這樣去雜取精,提高種性,因此合作化以來,大寨種植的谷子不僅沒有變質混雜,反而越種越純,越種越好,越種產量越高。引進的一個良種——晉雜一號玉米也是連續種了十幾代,畝產一直在千斤以上。過去谷子白發病無法治理,后來也在科技人員的指導下,把得了白發病的谷子秸稈全部燒掉,不讓牲口吃,更不漚肥還田,從而使白發病得到了根治。

  水稻是一種低稈高產的作物,過去大寨人想都不敢想,后來也在虎頭山下安家落戶,一連幾年畝產都在1200斤以上。

  最后,大寨人深有感慨地說 :“毛主席的‘八字憲法’越種越靈,這給咱們莊稼人戴上了望遠鏡,越看越遠,越種越巧。”

 

  文章來源:《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張懷英晚年歷時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詳細敘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造舊山河的壯舉,和陳永貴從一個不識字的農民成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艱辛之路。

  原標題:黃土地里巧種田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青松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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