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章 > 國際 > 國際縱橫

強世功丨全球法律帝國與司法霸凌主義——讀《美國陷阱》

強世功 · 2019-06-17 · 來源:法意讀書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美國陷阱》在這個時候出版就是一本生動的教科書,讓我們認識到到美國法治的兩面性,即對內保護資本集團的利益,對外維護美國霸權。美國所推動的 “全球法律治理”,無論是高調宣揚“海外反腐”,還是擴展“長臂管轄”原則,其實質都是將美國國內法和司法權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社會之上,通過建構全球法律秩序來維護其不可避免走向衰落中的全球霸權。

  本文原載于《求是》雜志2019年第12期,刊出時由于篇幅限制有刪節,這里是全文。

  全球法律帝國與司法霸凌主義

  ——讀《美國陷阱》

  作者: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從中興通訊事件以來,特別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蒙獄,我就一直關注事件的進展。一方面是由于中興通訊事件和華為事件讓深度卷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企業家和普通民眾感受到了美國動用司法武器來介入企業競爭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是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面對美國在全球治理建構法律帝國并推行赤裸裸的司法霸凌主義,如何保護中國企業乃至外國企業在全球的合法權益,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必須面對時代主題。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陷阱》的出版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標志性意義。在此之前,我們在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治秩序的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要學習和借鑒西方尤其是美國建構市場經濟秩序的法律體系和制度,我們由此往往看到美國建構全球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積極一面,以至于法律界主流的開明人士自覺不自覺地形成美化、神化美國法律制度的意識形態,完全臣服于美國建立的全球法律秩序,從而主張中國的法治建設要與美國法治無縫“接軌”,而完全忽視了美國法治和美國建立全球法治秩序的本質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保護美國資本家在全球的壟斷利益,忽略了美國建構全球法律帝國過程中采取的司法霸凌主義的黑暗一面。因此,當中興通訊事件發生后,不少法律界、經濟界人士懷著幸災樂禍的態度批評中興工作缺乏法治觀念和契約精神,完全不考慮美國長期僭越法治,將其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秩序之上,更無人批評中興通訊聘請的美國猶太律師竟然突破法律職業倫理的底線,違背信托義務充當告密者,將客戶資料交給美國政府。直到孟晚舟在加拿大蒙獄,特別是美國沒有任何證據卻以危害國家安全理由圍堵私營企業華為時,人們才直接感受到美國司法霸凌主義的本質。

  《美國陷阱》在這個時候出版就是一本生動的教科書,讓我們認識到到美國法治的兩面性,即對內保護資本集團的利益,對外維護美國霸權。美國所推動的 “全球法律治理”,無論是高調宣揚“海外反腐”,還是擴展“長臂管轄”原則,其實質都是將美國國內法和司法權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社會之上,通過建構全球法律秩序來維護其不可避免走向衰落中的全球霸權。唯有認識到美國建構全球法律帝國的本質,我們才能“師夷長技以治夷”,積極參與到全球的法律治理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邁向一個新臺階。

  一、“美國陷阱”的雙重含義:

  “司法陷阱”與“經濟/政治陷阱”

  法國阿爾斯通公司是世界工業巨頭之一,也是法國傳統工業的驕傲。這家公司在能源電力和環境控制系統等領域都處于世界第一。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界之后,公司在并購擴張過程中由于受到次貸危機影響而幾度陷入財務危機。美國電力巨頭通用公司很快就瞄上了這塊肥肉,并展開了收購阿爾斯通的商業談判。在談判過程中,阿爾斯通公司的高管皮耶魯齊被美國司法部門以違反《海外反腐敗法》的理由逮捕,并由此陷入“美國陷阱”之中。

  在這本書中,“美國陷阱”具有雙重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皮耶魯齊被美國逮捕而陷入美國訴訟法中“辯訴交易”的“司法陷阱”。我們首先要認識到,美國訴訟法和中國訴訟法在理念、原則和操作操作等方面具有根本性差異。中國訴訟法秉持大陸法系的法院主導原則,控辯雙方無論哪一方強大,哪一方有錢,都不能決定判決結果,司法判決并持一種基于依據法律和事實的實質正義原則。而法院的司法判決由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法官酌情考慮的空間非常小。然而,美國訴訟法秉持的是一種當事人自由博弈的仲裁原則,即一切取決于控辯雙方的博弈,訴訟更像是一個決斗過程,司法過程維持程序正義,法官只是消極的仲裁者。正是在這種訴訟原則下,美國訴訟制度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就是“辯訴交易”,即如果被控告方主動認罪,控訴方可以提出減刑或免刑,而一旦雙方達成協議,法官原則上予以認可。加之普通法中法官擁有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判例法的立法權,這就意味著當事人之間的相互交易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如果我們比較這種大陸法基于法律的政府主導原則與英美法中基于當事人雙方自由博弈的仲裁原則,那么就會看出美國的這種訴訟理念無疑更有利于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和擁有暴力的政府,因為面對弱小的個人,他們在這場決斗、仲裁中具有壓倒性優勢。

  在這個案件中,皮耶魯齊早年在印度尼西亞的項目操作中,完全按照公司的相關規定來處理,他自己本人并沒有任何違規的行為,嚴格意義上并不構成犯罪。然而,皮耶魯齊被捕之后就陷入到“辯訴交易”的司法陷阱中。要么以主動認罪作為交易條件,換取輕刑甚至免刑;要么他拒不認罪,那就意味著他自己必須在證據收集和法律辯護上足以對抗美國的司法機關。然而,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在美國的辯護律師是美國人指定的,巨額的律師訴訟費也不是他能承擔的,更何況美國監獄的私營化意味著必須交付大量資金來承擔自己在監獄中漫長對抗。對于皮耶魯齊這個弱小的外國人而言,他跟本就無力對抗龐大的美國司法機器。而一旦自己的辯護失敗,就意味著可能被處以125年的監禁。正是面對這種“辯訴交易”這種可怕的“司法陷阱”,他不得不選擇違心地認罪,因為漫長訴訟的心身傷害和經濟消耗以及不確定的可怕判決,不是每個普通人都能經受的。皮耶魯齊在書中細致地描寫了他所面臨的心理煎熬,而我們在大量美劇中看到大量故事就是那種用坐穿牢底的勇氣來對抗美國的司法腐敗和黑暗。

  然而,皮耶魯齊選擇認罪之后,他實際上將落入了“美國陷阱”的第二層含義,即“司法陷阱”的背后乃是美國與其他國家展開經濟競爭和政治競爭所涉及的“經濟陷阱”甚至“政治陷阱”。美國司法部對皮耶魯齊的調查“醉翁之意不在酒”,若真的判皮耶魯齊125年監禁對美國意義不大,但將皮耶魯齊認罪作為籌碼實現對阿爾斯通的低價收購卻意義重大。從皮耶魯齊被逮捕起,他就變成了美國政府在協助美國通用公司與法國阿爾斯通展開商業并購談判的“人質”。皮耶魯齊承認有罪就變成了美國通用公司與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商業交易中的籌碼,要么阿爾斯通乖乖接受通用公司提出的商業并購方案,若不接受其方案,美國司法部就以皮耶魯齊的認罪作為證據,對阿爾斯通違反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做出巨額重罰。這才是美國將《海外反腐敗法》推向全球,使其成為美國開展全球治理的法律工具所精心設計的陷阱。由此,“司法陷阱”與“經濟陷阱”實現了無縫連接,最終迫使阿爾斯通為了避免巨額罰款而接受美國通用公司提出的并購方案。而美國通用電氣通過這筆收購業務,控制了法國75%的電力,這無疑控制了法國的經濟和政治命脈。才是美國設計“司法陷阱”的真正目的。

  正因為如此,皮耶魯齊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場“地下經濟戰”。之所以稱之為“地下”經濟戰就是表明美國不僅利用通用公司在地上的市場交易與法國公司展開競爭,而且通過隱蔽的“司法陷阱”來與法國展開經濟競爭,以達到控制法國經濟命脈的目的。皮耶魯齊認為,“美國陷阱”就是美國利用法律作為經濟戰的武器,削弱其競爭對手,最終達致低價收購對手,從而維持其經濟壟斷的地位。美國正是利用這種“經濟陷阱”,成功地瓦解了歐洲的許多大型跨國公司。據書中記載,“自2008年以來,被美國罰款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達到26家,其中14家是歐洲企業(5家是法國企業),僅有5家是美國企業。迄今為止,歐洲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即將超過60億美元,比同期美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高3倍。其中,僅法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就達到近20億美元,并有6名企業高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

  讓皮耶魯齊備感遺憾的是,這場法律戰和經濟戰中,阿爾斯通首先選擇放棄了皮耶魯齊,迫使他面對美國的“司法陷阱”而孤立無緣,最終不得不認罪。而阿爾斯通之所以放棄皮耶魯齊,根本原因是面對美國司法部的壓力,法國政府束手無策,只能屈從于美國司法部的壓力而選擇被通用公司收購。由此可見,個人訴訟的司法陷阱、公司并購的商業陷阱與國家關系的政治陷阱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而這個鏈條就是美國以全球反腐敗為名而精心打造全球法律治理體系。

  二、“美國陷阱”的本質:全球經濟秩序的法律建構

  《美國陷阱》所展現的生動個案刺穿了這些年來在中國流行的美國神話,揭示出了美國所推動和建構的全球秩序的政治本質。在這場訴訟中,我們首先關心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司法部介入到這個案件中,表面上看起來是打擊全球腐敗的個案行動,而這個個案行動卻以“偶遇”的方式在配合通用公司并購阿爾斯通的商業行為。因此,在這場商業談判中,阿爾斯通公司對手不僅是通用電氣,而且是美國司法部。

  這些年來,我們接受了美國關于自由市場神話的宣傳,甚至否定政府權力干預市場經濟,甚至發明“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以區別于“自由資本主義”。然而,《美國陷阱》作為生動的個案揭示了美國動用國家權力介入全球商業競爭的真面目。美國司法部之所以逮捕皮耶魯齊,表面上看起來是打擊全球腐敗的個案行動,而實際上是在動用政府權力介入到通用公司并購阿爾斯通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在這場商業交易中,阿爾斯通公司對手不僅是通用電氣,而且還有美國司法部。這個案例讓我們認識到,美國實際上是這個世界上最隱蔽的、也是最大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是通過計劃的方式或者國有企業的方式進行,而是以這種精巧的法律之手建構起來的。

  從理論上講,美國司法部介入到全球商業爭奪是由其資本主義的性質所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控制著國家和國家機器,私營企業的利益與國家利益進行了深度捆綁。因此,雖然美國市場經濟的主體是私營企業,但它們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的兩黨都是華爾街利益的代表,美國的國家性質也慢慢從早期的軍工聯合體的利益發展到最新的科技聯合體的利益。軍工企業和科技企業在全球競爭的失敗,也必然導致美國在全球政治競爭中的失敗。因此,美國通過國家法律手段來捍衛這些私營企業在全球競爭中的絕對優勢乃是其內在的必然邏輯。這才是阿爾斯通、中興通訊和華為所面臨問題的實質所在。在這個意義上,讀《美國陷阱》恰恰要通過這個案例來認識美國建構全球霸權的政治法律邏輯。目前國內主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將企業、市場與政府割裂開來,將經濟活動與政治法律活動割裂開來,這在理論上是有局限的,用來指導實踐往往是有害的。因此,中美貿易戰絕不是簡單的經濟商業戰爭,而是政治法律戰爭。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我們的代表團的重要成員是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而美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則是具有長年國際法律實務的商業律師。這個差異就足以看出我們對問題性質判斷的差異。

  回顧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和演變的歷史,私人海上貿易與帝國海軍相伴而行,全球商業貿易與殖民主義相伴而行。私營企業之間的競爭就變成國家之間的政治和軍事競爭,市場與戰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全球市場經濟秩序的發展始終與大國興衰聯系在一起,私營經濟的爭奪是西方列強帝國爭奪的主戰場。大英帝國崛起“海盜資本主義”就是用國家強力來支持海盜肆無忌憚地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最后通過戰爭摧毀西班牙“無敵艦隊”才取得全球貿易的主導權,建立起“日不落帝國”。而歐洲歷史上爭霸最后引發兩次世界大戰,都源于私營經濟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因此,馬克思主義系統批判了這種市場與戰場緊密結合的資本主義國家形態,一旦資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機器,就必然動用國家暴力來保護他們在市場競爭中獲勝,資本主義在帶來對內剝削的同時必然帶來對外戰爭和殖民。今天美國對中國乃是歐盟、日本、印度、墨西哥等發起不同形式的貿易戰,實際上就是由美國的資本主義性質,尤其是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本質所決定。這些年來,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下,談經濟不談政治,以至于遺忘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而《美國陷阱》的故事和中美貿易戰活生生歷史無疑有助于恢復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基本常識。

  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老歐洲”在市場競爭中衰落,美國代表的“新世界”開始興起。如果說“老歐洲”基于赤裸裸的國家暴力和殖民來保持其在全球市場中的優勢地位,從而形成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相伴而行的初級形態。那么,從大英帝國晚期到美國全球霸權的建立,實際上將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為高級形態。這個高級形態就在于將赤裸裸暴力隱蔽起來,更多其采用法律規則、投資貿易、金融體系、知識產權、人權、法治和文化意識形態滲透等來征服和擴大全球市場。如果用布羅代爾的話說,就是基于一套復雜的法律規則技術建構起金融、證券、投資和知識產權等來控制市場經濟的“上層資本主義”。如果用約瑟夫·奈的概念來說,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更多借助于“軟實力”和“巧實力”。然而,這些概念都不如霍布森和列寧的概念更為傳神,即資本主義已經從早期的“殖民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這個高級階段。這個“上層資本主義”編制了一個超越于主權國家至上的全球金融、商業和法律網絡,從而推動建構一個超越于主權國家的世界帝國。這個世界帝國的中心從早期的威尼斯、荷蘭一直到倫敦和今天的紐約,以至于推動形成20世紀的英美世界帝國。

  正因為這一套復雜法律體系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很隱蔽,以至于在很多人看來,美國乃是自由的象征,而忽略美國的本質乃是資本主義的全球自由帝國。尤其在冷戰時代,由于意識形態的對抗,美國的自由特征被無限放大,而帝國本質未能充分揭示出來。直到進入后冷戰之后,美國成為唯一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其資本主義全球自由帝國的本質才逐漸暴露出來。美國精英階層毫無掩飾地宣稱美國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主宰全球的“新羅馬帝國”。而他不同于羅馬帝國的地方就是他將赤裸裸的軍事征服盡可能隱蔽起來,而采用各種“軟實力”或“巧實力”來建構上層資本主義。比如挾持國際組織的權威來命令主權國家,從而主張國際法高于國內法,人權高于主權;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商業貸款附加私有化、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要求,并編織“華盛頓共識”的軟實力來推動弱小國家的體質改革,從而讓美國資本輕而易舉地控制弱小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力量,將其固定在世界帝國體系的邊疆地帶。為了推進全球帝國的控制,美國動用各種“軟實力”來推動“顏色革命”,摧毀主權政權而建立依附于美國的“附庸國”。只有在這些“軟實力”或“巧實力”無效的時候,美國才直接采取軍事暴力來摧毀重建,比如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介入敘利亞戰爭,而今天有準備在伊朗、中國南海和臺灣進行軍事威脅,以配合對中國的貿易戰。

  美國正是依靠軍事的、經濟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復雜手段,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任何一個國家如何政治上不服從美國,在經濟實力上開始挑戰美國,就會遭到美國采取各種辦法系統打壓,即使連美國的盟國都不例外。美國打壓日本而簽署的“廣場協議”是最著名的例子。至于打壓歐元也有各種例子,甚至包括對關鍵人員設計“司法陷阱”。比如法國人卡恩積極推動歐元與美元展開競爭,并主張歐洲與亞洲聯合起來,在全球經濟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當他準備參加法國總統競選的時候,美國就在紐約以“性侵”的荒唐理由逮捕并起訴卡恩并最終無罪釋放,但他經此打擊已錯失參選法國總統的資格,黯然退出政壇。由此可見,孟晚舟蒙獄和皮耶魯齊的審判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際上是美國用來打壓其經濟和政治的競爭對手以維持全球帝國霸權的常規手段。

  三、“長臂管轄”:美國司法霸凌與全球治理的矛盾

  在美國調查處罰中興通訊事件的過程中,不少法律圈子和商業圈子的開明人士普遍叫好,認為美國的指控證據確鑿,批評中國企業沒有法治精神和契約意識。《美國陷阱》出版之后,又有開明人士認為,不要將這個案件與華為的問題聯系起來。在他們看來,中興通訊和阿爾斯通被重罰的天經地義的,好在美國如此龐大的司法機器至今沒有找到華為“違法”的證據。然而,這些開明人士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他們將全球的法治治理變成美國的依法治理,從而自覺不自覺地站在美國霸權的立場上,將美國看作是世界警察來在全球來推行美國法。他們忘了追問一個根本的法理問題:為什么美國司法部可以調查一起法國公司與印度尼西亞的商業交易?為什么美國法院對美國領土之外的經濟活動擁有司法管轄權?為什么美國可以將自己的國內法凌家于國際社會之上,從而對其他主權國家或其他國家的公民進行司法調查和司法審判?如果美國的法理邏輯成立,那么那中國司法機構或其他主權國家的司法機構是不是擁有類似的司法管轄權呢?這樣的問題迫使我們在國際法意義上思考全球法律治理問題。毫無疑問,今天的國際法雖然起源於西方的建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的聯合國體制始終強調國際法的民主基礎,即主權國家的承認和認可。然而,美國不斷將自己的權力凌駕于國際法之上,從而形成美國的法律霸權。這就構成了今天全球法律治理面臨的主要矛盾:誰來制約不受約束的美國霸權,尤其是美國通過其國內法的“長臂管轄”所形成的全球司法霸凌主義?皮耶魯齊之所以陷入美國的“司法陷阱”的起源,其法律根源就在于美國將其國內法中的“長臂管轄”原則通過《海外反腐敗法》伸向全球。我們只有深刻認識美國建構全球帝國霸權的法律技藝,才能思考如何應對和破解美國司法霸凌主義。

  “長臂管轄”是美國聯邦制的產物,它賦予一個州的司法機構對與該州發生“最低聯系”的他州公民或法人行使司法管轄權。由于美國是一個判例法國家,每個案例中都可以由法官創造性提出各種“最低聯系”標準來擴大司法管轄權。在這個意義上,“長臂管轄”是美國打破各州分割的邊界從而建構統一的聯邦司法體系的重要手段。二戰后,隨著美國霸權的建立,“長臂管轄”也通過美國法逐漸延伸到對美國公民和美國企業在全球活動的司法管轄權。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擴展就是1977年的《海外反腐敗法》中明確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的公職人員賄賂。

  在冷戰時期,美國在全球扶持了很多腐敗政府,比如我們熟知的南韓、南越、中東、拉美,美國利益與這些政府的腐敗緊密聯系在一起,且美國公司通過商業賄賂來打開外國市場已成為全球丑聞。比如美國企業在洪都拉斯制造的“香蕉門”(Banana gate)丑聞,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通過賄賂銷售飛機的丑聞甚至導致日本首相引咎辭職。在當時美蘇競爭的冷戰背景下,美國通過這個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為了重新樹立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形象。當然也有一些更深層的考慮,即擔心美國公司依賴商業賄賂占據市場會損害其在研發上的投入,不利于維持美國公司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力。這個法律相當于美國對其公司在海外的活動進行嚴格的法律控制,防止其從事腐敗活動。當然,這個法律在道德上的宣傳效果遠遠大于法律實際效果,一方面因為當時美國取得海外證據有相當難度,另一方面美國政府擔心約束美國企業反而將市場讓給了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

  冷戰結束后,隨著美國推動“新羅馬帝國”的建設,將國家戰略重心從贏得冷戰轉向捍衛美國的全球經濟利益,美國利用唯一超級大國的優勢加快了將“長臂管轄”延伸到全球的步伐。一方面美國運用其對盟國的政治影響力,將海外反腐敗法加以國際法化。199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接受了美國推動的海外反腐敗法,此后國際商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泛美開發銀行等都通過類似的國際公約。另一方面美國國會通過修改法律將其“長臂管轄”原則伸向域外的外國公司。根據修改后的法律,任何一家外國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計價簽訂合同,或者僅僅通過設在美國的服務器(如谷歌郵箱或微軟郵箱)收發、存儲(甚至只是過境)郵件,都進入到美國的“長臂管轄”范圍。特別是9·11之后,美國借助打擊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的道義制高點,通過《愛國者法案》授權美國司法機構獲取個人、公司和金融機構的通訊信息、商業交易信息,這更加便利美國司法部門收集證據。而在2018年3月通過的《云法案》更要求進入美國司法管轄的互聯網公司要將云上存儲的數據轉交給美國政府。可以說,在互聯網時代,通過“長臂管轄”原則從國內伸向全球每一個觸角,美國將其他國家的公司、公司管理人員乃至普通公民都變成美國司法“長臂管轄”下的臣民。《海外反腐敗法》從一個約束美國公司的美國法轉變為美國干涉他國企業、打擊外國企業的工具,變成美國對其競爭對手“發動經濟戰的神奇工具。”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財政部的工作人員搖身一變為“商業007”,利用“長臂管轄”對全球大企業、金融機構、基金會及各種非政府組織進行地毯式的掃描,對美國公司的商業競爭對手進行精準的打擊。事實上,如果不是美國如此打壓華為公司,可能連中國人都不知道華為究竟發展到怎樣的技術高度。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商業機密和中國公民的個人隱私的了解掌握程度恐怕遠遠超過中國政府。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可以對美國企業的競爭對手在關鍵時刻發起致命的精準打擊。阿爾斯通、中興通訊和華為都不是孤立的個案。美國政府早在2008年處罰德國西門子3.5億美金,2010年處罰英國宇航公司4億美金,2014年處罰日本三菱日聯銀行3.15億美金,2014年處罰法國巴黎銀行89.7億美金,2017年處罰意志銀行72億美金。當然面對高額處罰,這些企業都采取和解認罰的手段接受美國的法律管轄。

  隨著中國企業逐漸成為美國企業的競爭對手,美國已經開始運用“長臂管轄”來打擊中國企業。最近一些年來,不少中國企業已落入“長臂管轄”的司法陷阱,且無一例外選擇和解,忍氣吞聲認罪認罰以避免美國式訴訟拖累企業發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中興通訊遭受22億美元的處罰和公司管理層接受美國的改組方案。由于這種“長臂管轄”不僅針對企業,而且針對企業的管理人員,因此美國往往會從弱小的個人入手,從而脅迫公司做出讓步。目前,華為公司已經成為美國政府的重點打擊對象。美國便利用 “長臂管轄”原則使得孟晚舟在加拿大落入美國的“司法陷阱”。就像皮耶魯齊的案件一樣,美國的目標顯然不是孟晚舟本人,而是將其作為迫使華為放棄在科技領域中與美國展開競爭的人質。然而,華為公司不為所動,才迫使美國政府選擇直接對華為下手。華為公司之所以如此堅定,不僅是技術領域的實力且華為在全球商業中始終合規經營,而且在于華為公司勇往直前的商業競爭文化,更重要是,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始終支持發展高科技的堅定立場,支持中國民營企業華為,支持獄中的孟晚舟。這才是為什么皮耶魯齊(阿爾斯通)與孟晚舟(華為)面對“美國陷阱”作出不同選擇的根本原因,前者主動接受“辯訴交易”而認罪,而后者堅持用司法手段展開斗爭。

  美國的“長臂管轄”之所以發揮作用,不僅基于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背后的金融、互聯網技術的支撐。換句話說,今天的世界是一個被美元、互聯網和美國法律支撐起來的全球世界,由于美國控制著美元交易和互聯網,以至于任何一個公司和個人只要進入這個世界就面臨著“長臂管轄”的美國陷阱。在某種意義上,今天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的每個人都在一定意義上落入到美國這個世界帝國的“長臂管轄”范圍。國內法律界和經濟界的開明人士之所以認可美國對中興通訊和阿爾斯通的處罰,就是認可自己作為美利堅帝國臣民的身份,將美國作為世界帝國這個“事實”當作一種正當的“規范”加以認可而已。

  如果說全球化是美元、互聯網和法律技術編制的世界,那就意味著這些支撐全球化的基礎性技術和法律架座乃是全球人類的公用品,屬于“天下公器”,它們不能只屬于美國人,而應當屬于全球所有人類。如果美國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其他競爭國家展開美元金融戰、互聯網戰和“長臂管轄”的法律經濟戰,那無疑是“公器私用”,將全球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今天美國霸權的邏輯不就是“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財”的土匪強盜邏輯?由此我們要追問:這個世界究竟是“所有人的世界”,還是“美國的世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還是“美國人的天下”?我們是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采取一種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平等參與的共和主義思路來推動全球治理,還是基于西方種族主義的新羅馬帝國理念,采用一種“美國優先”(“白人優先”)的霸權主義思路推動全球治理。這才是全球化以來全球治理面臨的根本問題。

  如果說人類歷史一部不斷邁向全球化的歷史,那么,這部全球化的歷史也就是在全球治理中不斷用共和主義的民主政治原則來打破獨裁專制主義的歷史。西方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建立就是歐洲列強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帝國專制體制,實現列強之間的平等。而一戰后“國際聯盟”以及二戰后的“聯合國”建立就是東方的蘇聯、中國、西方的美國崛起以及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共同打破傳統歐洲公法對全球治理的壟斷,進入到人類全球治理的新時代。然而,后冷戰以來,美國建立的單極世界霸權由于缺乏聯合國和政治大國的制約,導致美國陷入到“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魔咒,美國陷入到國家政治與華爾街利益深度捆綁的治理危機中,為了擺脫其國內經濟危機,美國公然“公器私用”,將全球化建立起來全球經濟、法律體系異化為對其他國家開展經濟戰和科技戰、實現美國利益優先的工具。由此,美國不斷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赤裸裸地展現美國在全球的司法霸凌主義。

  《美國陷阱》一書不僅揭露了美國越來越嚴重的司法腐敗。一方面美國的商業公司、律師、執法機關、司法機構、情報機構形成了隱蔽的腐敗團體,他們操縱著法律,日益變成了一股在美國國內不受約束的力量;另一方面這種司法腐敗的背后乃是美國單極霸權的不受任何約束的世界帝國腐敗,這種腐敗的蔓延不由讓人想到羅馬帝國衰亡中的腐敗景象。正因為如此,皮耶魯齊呼吁歐盟在在政治、經濟和法律上更加獨立于美國,從而制約美國霸權,從而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事實上,美國的司法霸凌主義在不斷瓦解美國在過去所樹立的道德形象,讓全世界人民看清美國依賴其軍事暴力和金融、信息的壟斷,有恃無恐地掄著貿易戰的大棒在世界各地敲詐勒索,從而將其霸權建立在個人、公司、主權國家對其的恐懼之上的專制主義本質,看清楚“美國優先”口號下以鄰為壑、將全球秩序變成美國秩序的真面目。

  從后冷戰美國贏得“歷史終結”喝彩聲到今天不過短短的二十多年,美國這個世界帝國正以驚人的速度在墮落和衰落,以至于全世界人民都有“天下苦美久矣”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法國人皮耶魯齊的《美國陷阱》的出版具有劃時代的警示意義。讓我們更加深切理解美國在全球采取司法凌霸的專制主義實質,理解美國的資本主義腐敗在如何加速美國的衰落。因此,今天的中美貿易戰不僅是一場科技爭奪戰,而且是一場政治爭奪戰,是全人類都在關注的如何結束“新羅馬帝國”暴政的持久戰。

  四、“師夷長技以治夷”:積極參與全球法律秩序建構

  讀完這本書,很容易讓人想到魯迅的名言,“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用“吃人”來批評傳統文化無疑有些刻薄,但是,這句話里把“仁義道德”換成“自由法治”來看西方卻剛好合適。中國文明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形成的以仁愛、和諧作為最高價值追求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海盜、商業貿易的奴隸制基礎上,而現代西方的興起又建立在槍炮殖民主義、帳薄資本主義的掠奪基礎上。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還是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對立,始終充滿著道德與資本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在今天變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西方種族中心主義在建構全球秩序中不可調和的對立。

  人類歷史是曾經分散在不同地區的國家、民族和文明不斷推動全球一體的全球化歷史。這個歷史既是不同的國家、民族和文明之間相互交流、借鑒、學習和融合的歷史,也是彼此競爭、沖突和戰爭的血與火的歷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每個國家、民族和文明都面臨著挑戰與應戰、生存與毀滅的考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類歷史中的競爭、沖突和矛盾是現實的,永恒的,而和平、和諧往往是理想的,短暫的,而且每一次短暫的和平不過是為了下一次更為激烈的競爭儲蓄力量、鋪平道路而已。今天中美貿易戰絕不是發生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也不是局限于經濟貿易,而是全球化進程中對全球秩序的不同利益、不同觀念、不同價值之間的沖突和斗爭。這場斗爭將會深刻地影響全球秩序的未來發展方向。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是中華文明經歷幾千年興衰循環中的歷史經驗總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謝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讓中國人從幾十年和平繁榮中驚醒過來,認清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是西方文明所主導的世界,是由美國單極霸權支配的世界帝國,是一個技術、金融、貿易和法律所編織起來的全球法律帝國。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支配的世界帝國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價值形態作為上層建筑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經濟增加和美國經濟相對衰落所帶來的全球經濟基礎的劇烈變化。這種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導致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處于衰落之中,世界出現多極化趨勢。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舊的全球秩序已經在衰落但新的全球秩序還未見雛形的大轉型時代。現在很多人喜歡用“持久戰”來描述中美貿易戰。若從這個角度看,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百年歷史屬于戰略防御的第一個百年,從1949年以來的百年不過我們始終處在戰略相持階段,而中美貿易戰不過是這場漫長的“文明持久戰”中的一場戰役而已,我們必須以更長的歷史眼光來看待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走向。

  從1840年以來,面對西方建構的全球秩序,中國始終以“師夷長技以治夷”的積極能動態度來學習西方的法律,從翻譯《萬國公法》、設立“總理衙門”乃至清末制憲改革和法律改革運動,都是在系統學習西方的現代法律知識,探索一條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西方法律(尤其美國法律)始終保持辨證的態度。一方面,我們始終認為,西方法律制度是對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塑造了現代制度,從而成為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的榜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的原則,從而大規模地學習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正是基于這種開放的學習態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出局規模,推動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日趨完善和定型。

  另一方面,在學習西方法律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對秉持“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態度,基于現代法治的基本原理對西方法律中不合理的要素提出批判。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對西方法律的批判集中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上,而現在,當中國開始積極籌劃參與全球市場經濟建設,就必然要求中國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來積極參與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法律秩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要面對的首要任務就是批判美國將其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的司法霸凌主義。而這個批判就需要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理念,探索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十八大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時代,這也是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經濟的時代。世界日益離不開一個開放、發展和繁榮的中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細細相關。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以理性開放、積極有為的態度來建構一個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法制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師夷長技以治夷”依然是我們的法寶,一方面要以開放的心態學習西方在推動全球治理進程中如何運用法律技術手段來建構全球秩序,另一方面要對美國的司法霸凌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持續繁榮穩定奠定法律基石。如果說此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集中在國內法律體系和法治秩序建構,那么伴隨著應對中美貿易戰中的美國司法霸凌主義,我們需要加快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法律體系和國際法治秩序,從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入到歷史的新階段,為全球法律治理提供一個中國方案。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wyzxwk101)

收藏

心情表態

今日頭條

點擊排行

  • 兩日熱點
  • 一周熱點
  • 一月熱點
  • 心情
  1. 如何反思發生在香港的這場暴亂?
  2. 為什么華為被美國針對,阿里卻安然無事
  3. 60年代香港與現在對照反思,我們到底差哪了?!
  4. 否定公有制和毛澤東時代站不住腳
  5. 望長城內外:談談社會黑惡勢力產生的主要原因
  6. 吳銘:環球時報是立場問題還是認識問題?
  7. 他們懼怕革命,就像懼怕從天而降的巨龍
  8. “國際大獎”,為何坑的都是中國人?
  9. 毛主席的擔憂:淪陷的農機產業
  10. 如果我來操刀,如何拍《八佰》?
  1. 炒作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可以休矣
  2. 報應不爽,原新京報社社長落馬
  3. 離開央視的名嘴們究竟都怎么了?
  4. 濟南農商行腐爛到這個程度,紀委監委在哪里?
  5. 大寨與小崗,“大有作為”與“小家子氣”的實景
  6. 走進毛主席女兒李訥的生活空間
  7. 如何反思發生在香港的這場暴亂?
  8. 世界歷史上最高大的那一座山——毛澤東!
  9. 郭松民 | 評電影《音樂家》中一個被剪掉的情節
  10. 師偉:豈容英名成禁詞!
  1. 看了這篇發言稿,我很氣憤!
  2. 黃奇帆先生還是太幼稚了
  3. 中國共產黨是打出來的!——欣聞魏鳳和將軍的宣戰書有感
  4. 魏平:如何看抗美援朝英雄冤案?關于網上《電影<上甘嶺>中張連長是張立春》 帖子的回復
  5. 炒作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可以休矣
  6. 蘭斌強:清華大學孫教授如此“替美國鳴不平”意欲何為?
  7. 一篇跪著的檄文
  8. 央視在黃金時段播出《英雄兒女》《上甘嶺》,為何不解禁《抗美援朝》電影電視劇?!(含流出的片段)
  9. 丑牛:強制扶貧強制死,葫蘆官辦葫蘆案
  10. 郭鳳蓮在陳永貴逝世2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
  1. 我為周總理處理后事
  2. 報應不爽,原新京報社社長落馬
  3. 大寨與小崗,“大有作為”與“小家子氣”的實景
  4. 炒作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可以休矣
  5. 運十副總師程不時:給雄鷹插上“中國翅膀”
  6. 如此醫改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嗎?
山西快乐十分走势图